民国时期，吏治腐败，这买官卖官是常事。不过这常事处理不好，也会闹出事来。1932年7月，有人就向韩复榘控告禹城县的县长吴云祥受贿八千元，把县里六个政务警正副班长的位子全卖了。而这控诉人，正是原来的那六个政务警正副班长。

原来禹城县的政务警虽说正式收入不高，每个月不过二十来块钱的薪水，一点都不起眼。但是当时政务警还负责催缴田赋的活，这可是肥缺，要是弄得好，一年都能赚上几百上千。

可是这么肥的差事，自然也招人惦记。当时禹城县里一个姓孟的人和他的朋友，有心去钻营这个位子，于是托了自己朋友，吴云祥的同乡科员田某，转托吴云祥的弟弟吴佩卿去说项，说只要将原来那六个政务警正副班长全部革除，任用自己这帮人，那么愿意报效六千元，另外再给田科员和吴佩卿每人一千元的好处费。

1932年的时候钱可很经用，普通人家一个月几十块就过得不错了。所以田科员和吴佩卿很热心，而吴县长也很动心，所以马上答应了下来，以催缴田赋不利为由，把原来那六个政务警正副班长开除了，换成了孟某那帮人。但是被革除的六个政务警正副班长丢了这么肥的差事自然也不愿意啊，所以他们就到处活动，联络了县里一些对吴云祥不满的人，一起到省里控告他受贿八千元卖官，此外还告他抽大烟不理政务，和土匪有勾结。

韩复榘本来就喜欢断案，一看有人告县长，立刻来了兴趣，就接了这个案子，让秘书长张绍堂联合军法处立刻去整理材料，打算亲自审理。

张绍堂回去以后，就把这活交给了自己手下。没想到其中一个叫杨锡桂的秘书，他哥哥杨介忱在禹城县第二科当科长，和吴县长关系不错。杨锡桂担心吴云祥万一被撤职，对自己哥哥不利，于是立马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杨介忱，把这事跟他说了，还让他转告吴县长，马上去运动一下，不然就危险了。

吴云祥一得到消息，知道大事不妙。好在那会当官的大多有后台，吴云祥和韩复榘手下的师长谷良民关系很好，于是他连忙带着钱赶到济南，去找谷良民商议对策。

谷良民一听，说这事好办，不是秘书长负责整理材料吗，你送他两千三千，他只要肯帮忙，那就没事了。话是这么说，谷良民还是怕张绍堂不讲情面，于是又亲自帮忙打了个电话，替吴云祥约好十二点去，吴云祥这才放下心来。

就这么到了十二点，吴云祥去了张绍堂的公馆，送上了两千元的红包。张绍堂见了这么大一份厚礼自然很高兴，更何况还有谷良民的嘱托，所以连忙说自己这里一切都好说，另外嘱咐吴云祥去去见见军法处的史处长，让他帮忙打点一下军法处，那么就没事了。于是吴云祥告辞出来以后，又去了军法处，花了一千元打点了一番，把上下关系都疏通好了。

所谓钱能通神，更何况原来那六个政务警正副班长催缴田赋的时候也没少贪墨，导致大笔田赋拖欠未能上缴，所以张绍堂和军法处立马把材料整理好，说是六个正副班长欠缴田赋逾期未能交齐，才被革职。

韩复榘原本就不懂法律，也不会分析案情。每次说是审案，实际上都是军法处整理好案情然后读一遍，他根据军法处整理的材料下个结论而已。军法处既然把材料都整理成了对吴云祥有利的一面，这案子自然就是吴县长胜出。

至于那六个倒霉的正副班长，先是被韩复榘以“挟嫌诬告”的罪名各打五十军棍，接着又被心痛花了三千元的吴云祥以催缴拖欠田赋的名义直接押回县里，敲了一大笔钱才放人，可谓倒霉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