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蒋介石突然乘坐飞机飞往北平,声称是去视察军务,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是处理保定绥靖公署内发生的共产党间谍案件。那时,孙连仲已经担任北平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他内心的惶恐难以掩饰,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在他的辖区内,到底有多少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在这些地下党员中,党龄最长的无疑是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丁行跟随孙连仲来到北平,还是孙连仲的家庭教师。由于工作调动,他一度与上级失去了联系,这让他倍感焦虑。然而,不久后,他迎来了机会。 1946年,马歇尔的斡旋促成了停战声明的签署,军调部也随之成立。在这其中,叶剑英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住进了北京饭店。与此同时,他还指挥着情报小组,派遣了一批有情报经验的工作人员。而丁行,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与叶剑英的接触,也迅速与他建立了联系。
同年,丁行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将涉及的情报送到了军调部。这些情报大大有利于共产党,使得我党在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中,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 此时,丁行并非独自行动。与他并肩作战的,还有陈融生,他担任十一战区长官部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不仅负责传递情报,还在内部积极进行策反活动。他盯上了一个重要人物——谢士炎。谢士炎当时是国民党一处的少将处长,职务重要。在这段时间里,陈融生与谢士炎的交往变得异常密切,常常在耳边轻声传递共产党的思想。渐渐地,谢士炎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心中萌发了投靠共产党的念头。 然而,谢士炎并不是一个容易被左右的人。他加入共产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各地的接收人员大多陷入了腐化与贪污的泥潭,抢劫民财,甚至连谢士炎也无法阻止这样的行为。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官员,反而借机污蔑他贪污,采用卑劣的手段陷害他,最终将他告到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对此毫不分青红皂白,直接下令将谢士炎撤职查办。经过了百余天的牢狱之灾,谢士炎最终得以被朋友营救出狱。蒙受冤屈的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深知再跟随国民党下去,自己也只能走向绝路。 于是,他开始关注报纸和收音机上的共产党消息。而陈融生不断在他耳边谈论共产党的理念,这些言论进一步点燃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在与陈融生的对话中,谢士炎很快断定,陈融生就是共产党的人。于是,他决定借助一封密报的机会,向共产党靠拢。 1946年9月,蒋介石提出了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谢士炎在会后立刻找到陈融生。进门后,他迫切地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陈融生此时并不敢表露真实身份,只是谨慎地问他有什么事情。 谢士炎情绪激动,急于将这份密报送给共产党。焦急之下,他拔出手枪指着陈融生,迫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询问他是否与共产党有所联系。陈融生心知情势紧急,虽然没有直接回应,却表示如果谢士炎需要帮助,他会提供协助。 谢士炎此时已经不再掩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他希望将情报传递给共产党,并表明自己坚决反对内战的立场。陈融生看过情报后,确认事态严重,承诺一定会设法转交给共产党。 情报成功交到叶剑英手中,由于其准确性,我军顺利撤离了张家口。为此,中共中央通过电报向叶剑英发出指令,嘉奖谢士炎。几天后,陈融生和谢士炎聚餐,向他传达了叶剑英的嘉奖之事。谢士炎听后激动万分,毫不犹豫地表示,希望能够加入共产党。不久后,叶剑英冒着巨大风险,在夜间秘密拜访谢士炎,最终他顺利地加入了共产党。然而,随着国民党多个重要情报的泄露,战场上的接连失败,蒋介石下令严密侦查中共的秘密组织。谢士炎不幸被敌人逮捕,经过严酷的刑讯逼供,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不透露任何有关党组织的信息。 1948年11月19日,蒋介石下令枪决谢士炎等五名共产党要犯。谢士炎英勇牺牲,尸体被草草掩埋。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遗体被迁葬至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