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在这次会议上，负责总政治部工作的谭政面临了不小的压力。沈阳军区的政委赖传珠在会上对军委的指示提出了质疑，表示上级的命令总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传达下来，大家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无法按要求落实。赖传珠的话表明，总政部没有及时传达军委的指示，大家只能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得知相关内容，这就意味着指令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导致工作出现滞后。

从职位上看，总政治部与大军区的级别相当，都属于大军区正职。然而，总政部在工作中的职能和重要性稍高一些，它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实际工作中的权限也比总参谋部稍微大些。总政部的领导人首任是元帅，第二任是大将。因此，谭政在会上发言时指出，总的来说，部队的政治工作滞后于当前的形势，他对此负有领导责任。然而，赖传珠接着提出了上述质疑，暗示军委的指示并没有得到及时的传达，工作落实不力，这才造成了落后的局面。

谭政与赖传珠的资历相当，甚至可以说，他们在红军时期有过许多共同的经历。赖传珠在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后来被编入红军主力部队，并在1929年担任连党代表。1930年，赖传珠逐渐提升为支队政委和团政委。之后，他在红军中多次受伤，职务也经历了多次调整。直到他担任了红5军团的军秘书长和师政委，工作多次调动。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一直担任红1军团的政工职务。抗战期间，他改为参谋职务，解放战争时则恢复了政治工作职能。新中国成立后，赖传珠担任过总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以及沈阳军区政委等职务。

而谭政的经历则略有不同。起初，他在武昌警卫团担任文书工作，参与了秋收起义，之后进入井冈山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作为文书和秘书，他逐步成长为红4军的纵队政委，后来担任了红军的秘书长和训练部长等职务。1930年，他调任12军政治部主任，之后又担任22军政治部主任。1933年，22军与红1军团合并后，谭政被任命为红1军团1师的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时间里，谭政与李聚奎、蔡书彬等人搭档工作。1934年10月，蔡书彬调任总卫生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后，赖传珠接任了红1军团1师的政委职务，谭政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协助赖传珠的工作。1935年1月，赖传珠调离1师后，谭政继续担任该师政治部主任，直到1935年10月才被调离。

抗战时期，谭政和赖传珠的工作区域有所不同。谭政在后方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而赖传珠则在新四军担任参谋处长和参谋长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时期，赖传珠本来打算跟随第1纵队北上东北，但由于形势变化，他最终留在了山东野战军担任政委。后来，赖传珠多次提出去东北工作，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东北的关键领导。与之相比，谭政则在抗战结束后被派往东北战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务，成为了野战军的重要领导之一。 从职务来看，谭政一直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后期担任了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属于大战略区的副职。与此不同，赖传珠则担任了兵团职务，两人在工作职责上有所差异。 或许由于曾经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共事过，且谭政和赖传珠之间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也使得赖传珠敢于在会议中直接发言。当时，会议上坐着的除了各总部负责人、大军区负责人，还有军委的领导，赖传珠率先开口，其他与会人员也纷纷跟着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