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华东野战军进行了统一编制和番号调整，改称为第三野战军，并将其下辖兵团分为7、8、9、10四个。各个兵团的司令员分别是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叶飞，这些人都是华野的重要人物；而四个兵团的政委分别是谭启龙、袁仲贤、郭化若、韦国清，其中韦国清是曾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的著名将领，其他几位的名气则稍微逊色一些。在华东野战军成立初期，叶飞担任了第一纵队的司令员，韦国清是第二纵队的司令员，王建安担任第八纵队的司令员，宋时轮是第十纵队的司令员，陈士榘则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这些将领都有着深厚的资历和显赫的战功。相较之下，谭启龙是第一纵队的副政委，袁仲贤担任华东军区的副参谋长，郭化若是鲁南军区的副司令员，他们的职务要比前者低上一些。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谭启龙、袁仲贤、郭化若这三位最终能成为正兵团干部，而当初职务比他们高的王必成、陶勇、成钧等纵队司令员，反而成为了兵团副司令员呢？或许有人会认为，王必成、陶勇、成钧等人都是纯粹的军事干部，没有担任过政工工作，因此不适合担任兵团政委。但问题是，在谭启龙、袁仲贤、郭化若三人中，只有谭启龙是政工干部，袁仲贤和郭化若都是参谋长出身，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担任兵团政委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华东野战军内部的“山头”问题。

大家都知道，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主要由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组成。在新四军的七个师中，黄克诚的第三师进驻东北，成为东野的主力；李先念的第五师编入中原军区，归刘邓指挥，其他的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和第七师则被编入华东野战军及华东军区。特别是粟裕一手创建的第一师，是华东野战军中最强的一支，从第一师中诞生了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成为华东野战军的核心力量。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则分别培养了第二纵队和第七纵队，但这些部队的战斗力略逊于前者。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滨海、胶东、渤海五个军区，其中鲁南军区培养出了第三纵队，鲁中军区培养了第八纵队，胶东军区贡献了第九纵队和第十三纵队，渤海军区则诞生了第十纵队。这些纵队无一例外都是华东野战军的精锐主力。

由于华东野战军部队的组成较为复杂，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指挥上难免会出现摩擦，尤其是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干部之间。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粟裕曾表示：“华野离不开陈老总”。然而，即使陈老总在华东地区有着极高的威望，在西北的彭总、中原的刘邓、东北的林罗等人面前，他也缺乏绝对的权威。华东野战军的最高领导由饶有担任，因此在干部任命上，除了考虑他们的能力和资历外，还必须兼顾各个部队的代表性人物，力求做到不同“山头”的平衡。

比如，在山东的八路军干部中，王建安曾担任鲁中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曾担任滨海军区司令员，宋时轮则担任过渤海军区司令员。这三人分别作为三个军区的代表，出任了七兵团、八兵团和九兵团的司令员，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支持。许世友无疑是胶东的代表，他本应担任兵团司令员，但由于在济南战役前后身体出现问题，他被调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无法继续担任野战兵团的职务。许的政委林浩同样在华东地区有着很高的声望，但由于在土地工作中出现失误，在1948年初被饶打倒，并调离了军队系统。除了许和林外，胶东的另一位重要将领聂凤智有着显赫的战功，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能担任兵团司令员。因此，胶东的代表最终选定了袁仲贤。袁仲贤在抗战时期曾担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华东军区的副参谋长。虽然职务不如许世友高，但他在党内的资历非常老，1924年便加入了党，黄埔一期毕业后曾参与北伐和南昌起义，其资历堪比徐向前和陈赓，因此他完全有资格担任胶东军区的代表。

在鲁南军区方面，最初的司令员是张光中，政委是傅秋涛，副司令员是郭化若。后来，鲁南军区与鲁中军区合并，成立了鲁中南军区，傅秋涛被任命为司令员，张光中则担任副司令员。由于张光中在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地方军区担任副职，战功不够突出，无法代表鲁南。虽然傅秋涛的工作重点在地方上，主要负责组织支前任务，未能在野战兵团担任职务，但最终的鲁南代表还是郭化若。他和袁仲贤一样，都是1924年便加入党组织的老革命，曾毕业于黄埔四期，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协助朱毛指挥反围剿作战，资历堪称华东野战军中的佼佼者。

在新四军的干部中，叶飞、王必成和陶勇都是来自新四军第一师的纵队司令员，其中叶飞的地位要高于王必成和陶勇。叶飞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副司令员，并且在孟良崮、豫东等战役中担任了前线总指挥，因此当他被任命为第十兵团司令员时，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而王必成和陶勇，虽然也是战功显赫，具备担任兵团司令员的能力，但他们和叶飞都来自第一师，所以职务自然会低于叶飞。

至于新四军第二师，代表本来是罗炳辉和张爱萍，但由于他们一位早早去世，一位因意外受伤未能参与解放战争，因此第二师的代表最终由韦国清担任。韦国清既是军事干部，又具备较强的政工能力，他与叶飞、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等相比，军事能力稍逊一筹，但担任第十兵团政委是对他的最大利用。而谭启龙担任第七兵团的政委则让人略感意外。虽然谭启龙的资历并不深，1933年才加入党，长期从事地方工作，但他在抗战时期为浙东根据地的负责人，并且在华野第一纵队担任副政委。由于第一纵队的政委是叶飞兼任，谭启龙在实质上也承担了政委的职责，因此，谭启龙最终成为兵团政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总的来说，尽管谭启龙、袁仲贤、郭化若的职务在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低于王必成、陶勇、孙继先等纵队的军政主官，但他们最终能担任兵团政委，显然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如果傅秋涛和陈丕显仍然在野战军系统内，他们担任兵团政委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