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代唐之际五位拒附后梁的割据诸侯考

天祐四年（907年）春，汴州城内张灯结彩，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三次劝进，朱温终在汴京崇元殿接受唐哀帝禅位，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朱温虽以“禅让”之名完成权力更迭，但天下割据势力对此态度迥异。多数藩镇选择称臣纳贡，接受后梁册封，然仍有五位雄踞一方的诸侯拒绝向朱温低头，他们或以复兴唐室为旗，或以固守疆域为任，在乱世中书写了别样的政治抉择。

一、蜀中雄主王建：自立为帝的前蜀开国者

王建（847-918），字光图，许州舞阳人，出身寒微却雄才大略。青年时因勇武加入忠武军，随军平叛屡立战功，后因护驾唐僖宗入蜀获封神策军将领。然其志不在偏安，被排挤出朝后转任利州刺史，自此开始经营西蜀。光启三年（887年），王建率部南下攻占成都，逐步吞并两川之地，形成“闭关自守”的割据格局。天复三年（903年），唐昭宗封其为蜀王，成为唐末最大割据势力之一。

当朱温代唐的消息传来，王建立于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其拒附后梁的底气，既源于蜀地险要地形与经济富庶，更因对朱温“篡逆”行径的鄙夷。王建在位期间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兴修水利、发展农桑，使蜀地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其陵寝永陵出土的“玉册”铭文显示，他自诩为“中兴唐室”的正统继承者。前蜀存续至925年，虽最终为后唐所灭，但王建的自主称帝之举，实为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自主意识觉醒的典型例证。

二、淮南霸主杨行密：南吴政权的奠基人

杨行密（852-905），庐州合肥人，以武勇起家，早年因反唐被捕，却以“举百斤囚车”的勇力令唐将惊异，被释为偏将。此后，他转战淮南，逐步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之一。乾宁四年（897年），朱温遣庞师古、葛从周南侵淮南，杨行密于清口设伏，以火攻击溃梁军，成功阻遏朱温南下扩张之势。天复二年（902年），唐昭宗封其为吴王，杨行密遂以扬州为都，建立南吴政权雏形。

杨行密与朱温的矛盾源于地缘利益冲突。淮南素为富庶之地，朱温早有觊觎之心，而杨行密则视淮南为根本。后梁建立后，杨行密虽已去世，但其继任者继续奉行拒附政策，沿用唐年号以示正统。杨行密去世后被追谥为“武皇帝”，其子杨溥称帝时更尊其为太祖，南吴政权直至937年方为南唐所代。杨氏一族以淮南为基业，既是对抗后梁的前沿，亦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权割据的典范。

三、河东宿敌李克用：后唐王朝的奠基者

李克用（856-908），本姓朱邪，沙陀部首领，因功被唐懿宗赐姓李氏。其早年以骁勇闻名，光启元年（885年）击败朱玫、李昌符联军，救出唐僖宗；乾宁二年（895年）又击破李茂贞、王行瑜等挟持昭宗之乱，获封晋王，割据河东。李克用与朱温的恩怨始于乾宁元年（894年）的上源驿之变——朱温设伏企图刺杀李克用，虽未成功，但结下深仇。此后双方在河东、汴州一带展开长达十余年的拉锯战。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称帝时，李克用仍沿用唐天祐年号，以“复兴唐室”为旗号，与后梁对抗。其子李存勖继位后，灭后梁建立后唐，追尊李克用为太祖。李克用“拒不称臣”的姿态，既是对朱温个人仇恨的延续，亦是沙陀部族维护自身政治地位的体现。河东李氏与汴梁朱氏的对抗，实为五代初期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最终以李存勖“灭梁复唐”告终，成为五代政权更迭的转折点。

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关中枭雄的生存智慧

李茂贞（856-924），原名宋文通，深州博野人，因军功被唐僖宗赐姓李氏。景福二年（893年），他因对抗朝廷讨伐，反被晋封岐王，割据凤翔、陇右一带。李茂贞的强势体现在对中央权威的挑战——他先后逼杀宰相杜让能、李溪、韦昭度，甚至一度挟持唐昭宗至凤翔。唐亡后，李茂贞未向后梁称臣，沿用唐昭宗所赐“天复”年号，以示对朱温的不屑。

然而，李茂贞的拒附态度更多出于政治投机。后唐建立后，他迅速向后唐称臣，被改封秦王。这种“见风使舵”的策略，使其在乱世中得以保全。其陵墓“大唐秦王陵”的碑文显示，他自诩为“唐室忠臣”，实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枭雄本色。李茂贞的案例，揭示了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势力在强权夹缝中的生存智慧——既不屈从于朱温，又不盲目对抗，最终通过灵活的政治站位延续家族势力。

五、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反复无常的河朔豪强

刘仁恭（？-914），幽州卢龙镇将刘晟之子，早年以智谋著称，曾以“火攻”战术夺取幽州城。后投靠晋王李克用，获封卢龙节度使，但旋即与李克用交恶，转投朱温。然而，其野心不止于此——吞并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后，企图割据河朔，引发朱温讨伐。其子刘守光更趁其不备夺位自立，导致幽州内部纷争不断。

朱温称帝时，刘仁恭虽已失势，仍拒绝向后梁称臣，这种“拒附”更多是形式上的政治表态。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攻破幽州，刘仁恭父子被俘处决，结束了其反复无常的政治生涯。刘仁恭的案例，反映了五代时期地方豪强在强权夹缝中的挣扎——既想保持独立，又缺乏足够的实力支撑，最终难逃被兼并的命运。

结语：乱世中的政治抉择与历史逻辑

朱温代唐之际，五位诸侯的拒附行为，表面上看是对朱温个人权威的否定，实则反映了唐末五代时期割据势力的多元政治诉求。王建、杨行密以“正统继承者”自居，李克用以“复唐”为旗号，李茂贞则采取灵活的政治投机，刘仁恭则因内部矛盾导致拒附姿态流于形式。这些抉择背后，既有个人的野心与抱负，也有对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更有对“正统性”的争夺。

从历史逻辑看，这种拒附行为加速了后梁政权的孤立，也为五代十国时期“多极并存”的政治格局埋下伏笔。而最终后唐的崛起与后梁的灭亡，恰恰证明了在乱世中，“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老智慧——唯有真正实现“与民休息”“恢复秩序”的政权，才能最终获得历史认可。五位诸侯的拒附故事，既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正统与生存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