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诸葛亮的谋略，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草船借箭、空城计、七擒孟获等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其实，诸葛亮最为出色的地方，并非这些著名的计谋，而是他在临终时的安排。这些深思熟虑的安排，使得蜀汉在他去世后依然能够稳定持续了30年。

诸葛亮，这位被称为卧龙的智者，在病重之时依然没有停止工作，躺在五丈原的帐篷中处理政务。《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早已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因此他立刻着手为蜀汉安排好身后之事。这让我想起一句话：高明的领导者，不是把自己变成‘救火队长’，而是建立一个不需要‘救火队长’的制度。而诸葛亮恰恰深谙此道。

首先，谈到诸葛亮的人才梯队建设，他在生前就已经精心挑选并培养了一批接班人。《三国志》中提到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都是他亲自提拔的核心人物。蒋琬稳重，擅长内政；费祎聪明，精于外交；董允正直，擅长法制管理。这三个人几乎可以看作是诸葛亮个人能力的三种分身，分别承担起不同的重要任务。

有趣的是，诸葛亮还为这些接班人分工明确。在临终的遗言中，他提到：蒋琬可为丞相，费祎可为尚书令。这看似简单的安排，实则精妙无比。蒋琬负责内政，费祎负责外交，这是典型的双首长制，通过相互制衡来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

接下来，谈谈诸葛亮的军事安排。《三国志》记载，他在临终前曾写下详细的军事战略分析报告，审视了魏、吴、蜀三国的形势。他指出：吴国虽然有野心，但忌惮魏国的强大，所以不会轻举妄动；魏国地大物博，但内部矛盾重重，短期内无力南下。基于这个判断，他为蜀汉制定了一个生存战略：与吴国保持同盟，但不能全然依赖；对魏国施加适度的军事压力，但不能贪功冒进。这一战略在之后得到了蒋琬、费祎的完全执行，确保了蜀汉在夹缝中存活了三十年。

其中最令人佩服的，莫过于诸葛亮的民生工程。《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军中实施了屯田制，让士兵们在不作战时从事农业生产。这一制度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还培养了军队的纪律性。更为巧妙的是，诸葛亮将这一制度推广至全社会，蜀汉百姓养成了耕织的习惯，国家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

有趣的是，《三国志》中提到，诸葛亮还特别规定军队粮草必须自给自足，不得向百姓征收。这一规定看似简单，但却有效避免了军队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在古代，军队与百姓的矛盾往往非常尖锐，军队需要粮草，而百姓则需要生计，容易激化冲突。诸葛亮通过这一巧妙的安排，成功平衡了这种矛盾。

诸葛亮还特别注重廉政建设。《三国志》记载，临终时他告诫众人：莫以恩典假人，莫以公事系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以施恩为名去搞裙带关系，也不要以公事为借口徇私枉法。这一番话，实际上总结了他一生治国理政的精髓，展现了他严格的为官标准。

有意思的是，诸葛亮的选人标准也非常独特。《三国志》记载了他的一句名言：为将而不通军旅之事，犹居师而不晓教诲之方也。意思是说，如果将军不了解军事，就像老师不会教学一样荒唐。这句话至今听来依然很有道理，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足见他对用人的高要求。 在处理蛮族问题时，诸葛亮的策略同样高妙。《三国志》记载了七擒孟获的故事，但重点并不在擒，而在放。每次抓住孟获后，他都会待其如宾，最终使孟获心服口服，归顺蜀汉。这种通过文明手段感化他人的政策，被蒋琬、费祎等人继承下来，确保了南方少数民族的忠诚与稳定。 诸葛亮还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他经常对年轻官员说：人才兴盛，则国家兴盛；人才凋零，则国家衰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诸葛亮建立了一整套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例如，他要求选官时，必须看德才，而不是出身；提拔干部要看政绩，而非资历。这些制度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还注重容错机制。他常说：大才小用则无遗补寡，小才大用则无以应需。意思是，使用人才要恰到好处，不能让大才被埋没，也不能让小才担任过高职位。如果发现用人不当，他会调整这些人的岗位，而不是简单地批评或惩罚。 总的来说，诸葛亮的这些安排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合理的权力分配、稳妥的军事战略、可持续的经济政策、有效的民族政策以及完善的人才制度。正是这些安排，使得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依然能够稳定持续了30年。 这，才是诸葛亮真正的过人之处。他不仅是一个善于算计的谋士，更是一个懂得治国理政的政治家。他的计谋，不仅是机关算尽，更是未雨绸缪。因此，诸葛亮理应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三国第一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