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在研究明末历史时，或许会发现一个很令人困惑的现象：一直以冷酷无情著称的崇祯皇帝，为什么会对杨嗣昌表现出如此特殊的信任和偏爱？ 崇祯是一个性格极端的皇帝，他要么把你捧得无比高，要么将你踩到尘土里。他经常缺乏担当，碰到问题就把责任推给大臣，反复换人，显得非常不靠谱。可奇怪的是，杨嗣昌却成为了例外。即便杨嗣昌在任内做得一塌糊涂，还损害了不少国家的根基，崇祯依旧对他保持着不离不弃的信任。两人的关系，似乎超出了普通的君臣关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杨嗣昌与崇祯的渊源 最初，杨嗣昌和崇祯并没有太多交集。崇祯的父亲天启帝突然去世后，按照惯例，崇祯应该只是被派去外地当个王爷，根本不会受到人们的关注，谁会主动靠近他呢？ 然而，杨嗣昌却因早年成名而吸引了崇祯的注意。杨嗣昌在年轻时就对国家大事发表过许多见解，并出版了一本名为《地官集》的书，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崇祯读了这本书后，产生了与杨嗣昌心有灵犀的感觉，认为他是自己理想中的知己，两人在很多政治观点上达成了共识。

杨嗣昌和他的父亲杨鹤对魏忠贤的做法不满，毅然辞去官职，归隐山林，这种清高的品性进一步加深了崇祯对他们父子的信任。崇祯继位后，立刻提拔了杨嗣昌和杨鹤，然而，这一提拔却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发生。 杨鹤在陕西处理农民起义时，主张招抚而非滥杀无辜，这一做法得到了崇祯的支持。陕西的农民起义规模庞大，但当时的明朝兵力不足，崇祯认为杨鹤的主张是正确的，毕竟这些人都是大明的百姓，不能肆意杀戮。杨鹤的招抚策略确实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亲自去起义军的大营，与领导者们讨论，表达了朝廷的善意，最终30多万起义军真的放下了武器，投降了朝廷。 然而，杨鹤的问题在于，他在招降后并未能有效地安置这些投降的农民军。由于没有足够的物资，这些人很快又重新起义。崇祯对此非常愤怒，差点让杨鹤丧命。但仔细查阅史料后发现，崇祯提供的资金居然只有16万两，这笔钱连基础的安置都做不好。即便如此，那些投降的起义军并未伤害杨鹤，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个好官，曾经为他们的生活奔走。

尽管杨鹤确实尽力了，但他依然未能改变局面，导致崇祯的怒火再次爆发。朝廷上没人敢为杨鹤求情，只有杨嗣昌站出来，主动上书请愿，希望父亲不再承担责任，自己愿意替代父亲承受罪责。崇祯对杨嗣昌的这一举动十分看重，认为他是个忠诚的官员，至此，杨嗣昌被进一步提拔，进入了崇祯的核心圈子。 杨嗣昌的升迁 崇祯一向对大臣刻薄，但他对杨嗣昌特别优待。崇祯不仅赦免了杨鹤的死罪，还破格提拔杨嗣昌，任命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嗣昌确实有些能力，他在山海关、永平府等地整顿军务、开垦土地、招募流民，表现不俗。1634年，杨嗣昌担任山西总督期间，他通过开矿、草原通商等手段稳定了当地局势，这也让崇祯更加信任他。 然而，随着清军的入关，情况变得复杂。自崇祯二十二年起，清军频繁攻击长城，明朝的防线屡屡告破。每次大敌来袭，总会有人成为替罪羊，第一次是袁崇焕，这次则轮到了兵部尚书张凤翼。张凤翼在抵抗清军时失败，被当做替罪羊，最终被牺牲掉。 而在这个背景下，杨嗣昌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开始掌握更大的权力。他向崇祯提出三条建议：首先，应该先安内再攘外，和清朝议和，集中力量剿灭农民军；其次，要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最后，要保障民众的生计，避免农民军骚扰百姓。这些建议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实际操作性。

和清朝议和这个建议，在当时的形势下并非完全错误，但崇祯并不敢轻易接受，因为他害怕历史上的评价。尽管杨嗣昌一再提议，崇祯始终未能下定决心。另一方面，崇祯与清军交战时，始终顾虑过度，结果导致不少战将白白送命。 训练精锐部队的建议本应有助于明朝的防守，但实际操作中，崇祯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为了筹集资金，他只好再次向百姓征税，这加剧了社会矛盾。朝廷腐败的现象使得征税资金被层层截留，最终百姓苦不堪言。 杨嗣昌的理想主义 尽管杨嗣昌提出的措施看似有道理，但都难以落实。在这个时刻，杨嗣昌的建议并没有实际改变明朝的困境。崇祯的优柔寡断和朝廷的腐败无疑加剧了大明的衰退。

即便杨嗣昌忠心耿耿，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实际上成了推动明朝灭亡的一个推动力。虽然他没有完全背叛朝廷，但面对复杂局面，他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和应对策略。 崇祯十年，农民军一度被大将们打得节节败退，似乎和平有了希望。就在这个时候，杨嗣昌再次上书崇祯，提议和清朝议和。这时，清朝对于入主中原并没有十足把握，若能与明朝讲和，也未尝不可。可惜崇祯依旧未能果断决策，错失了良机。 更为悲剧的是，崇祯十一年，清军再次攻破长城，崇祯再次命令各地军队勤王。卢象升反对与清朝议和，结果被杨嗣昌和崇祯一同排挤，最后在敌军压境时带着少数兵力壮烈牺牲。杨嗣昌不仅没有给予卢象升应有的荣誉，反而在他死后污蔑他，使得卢象升的忠诚和英勇被彻底抹黑。

杨嗣昌的失败 随着明朝的内忧外患加剧，杨嗣昌最终也走到了力不从心的地步。尽管他曾取得过一些小胜利，但他毕竟不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最终，农民军的反扑使得大明防线崩溃，杨嗣昌的失败愈加明显。 1641年，杨嗣昌在一次行军途中去世。虽然他忠诚，但他的能力和决策能力始终未能改变大明的命运。崇祯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竟然为他感到十分悲痛，允许他在死后享有荣誉。 然而，几乎同一时期，孙传庭也因反对杨嗣昌的军事决策而遭到排挤，最后死于战场，正如卢象升一样，鲜少得到应有的荣誉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