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初期，王毛仲，一个出身奴籍的男子，居然能攀升至朝廷高位，享受比当朝宰相还要深厚的恩宠。他是李隆基潞州别驾时期的亲信之一，随着李隆基参与政变并成功登基，王毛仲也在朝中一路高升，最终成为开府仪同三司的重臣，成为唐玄宗最亲近的心腹之一。然而，在开元十九年，这位曾经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的重臣，却因一句不慎的怨言，触怒皇帝，最终被赐死在永州。他的人生轨迹，从极盛之地坠入深渊，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情与争斗呢？

王毛仲的故事从他父亲的经历开始说起。王毛仲的父亲原是高句丽的游击将军，曾是一个武将。然而，他因为触犯重罪，全家被贬为官府的奴籍。在当时，身份分明的社会结构下，王毛仲理应终老于奴籍之中。然而命运的安排让他遇见了李隆基。当时，李隆基担任潞州别驾，这位年轻的李隆基显得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聪慧而机敏。王毛仲的忠诚与机智引起了李隆基的赏识，李隆基也将他带在身边，开始暗中谋划未来的政变。

王毛仲深知作为臣子的职责，他积极协助李隆基联络了许多重要将领，如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禁军重将。通过王毛仲的努力，这些将领纷纷倒向李隆基。就在“唐隆政变”爆发的那一天，王毛仲却选择了暂时隐匿，直到政变成功才现身。表面上，这种临阵脱逃似乎会让他失去李隆基的信任，然而李隆基不仅没有追究，反而加封他为“唐元功臣”，并授予将军职位。

不到一年，王毛仲便被升为三品大将军。在随后的“先天政变”中，他再次为李隆基除去太平公主，立下赫赫战功。李隆基回报他的奖赏更加丰厚，授予他二品辅国大将军的职位、霍国公爵位，并赐予五百户食邑。他还被授予一个非常特殊的职务——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负责全国的马政。这个职务虽然看似不显眼，但却关系到国家的战略资源——战马的管理，实则意味着巨大的权力。

王毛仲的权势，不仅仅体现在职务上，他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也是空前的。在唐玄宗的统治下，只有四位大臣获得了“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王毛仲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头衔赋予了他超越普通臣子的特权，甚至可以与诸王和后宫嫔妃同坐。作为全国马政的掌舵人，他令全国的战马数量从24万匹增至43万匹，连牛羊等副业也大幅增长。他还开辟了1900顷茼麦和苜蓿种植基地，解决了冬季饲料问题，节省了大量开支。

王毛仲的治理能力也体现在人事方面。他招募了大量僰族人担任牧民，彻底杜绝了饲料中的腐败问题，为朝廷节省了数万石粮草。此外，他还巧妙地利用死马皮毛等资源，每年为朝廷带来额外的八万匹绢的收入。他还通过一场震撼人心的战马表演，向唐玄宗展示了他精湛的管理才能，赢得了极高的赞誉。

唐玄宗对王毛仲的宠信可见一斑。两人关系亲密无间，常常彻夜长谈，几乎没有其他臣子能享有如此亲近的待遇。王毛仲的子女也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宠爱，所有的儿子都被授予五品官职，并且可以与太子一起游玩。如此优待，极为罕见。

然而，随着权势的增加，王毛仲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从一个谨小慎微的奴仆，他变得越来越骄横，甚至开始对朝中的低级官员和宦官们出言不逊，轻视他们。即便是宦官高力士和杨思勖，他也不放在眼里。这种傲慢态度逐渐为他树立了许多敌人，尤其是宦官们的怨恨越发强烈。

王毛仲的骄傲与欲望逐渐膨胀，他甚至开始觊觎更高的职位。在一次觐见中，他公然要求唐玄宗给他兵部尚书的职位，这一要求触碰了朝廷的底线。唐玄宗虽然最宠信他，但也未曾答应。王毛仲对此感到不满，公开表现出对皇帝决定的不屑。

到了开元十八年，王毛仲的妻子李氏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按照惯例要举行“洗三”宴。在宴会上，王毛仲随口说了一句：“是子亦何辱三品官？”这句话虽看似简单，但却透露出他对皇帝恩赐的轻视，甚至暗含对宦官高力士的讽刺。高力士将此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了唐玄宗，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称王毛仲的行事风格已经有了越权之嫌。

不仅如此，王毛仲还曾通过不正当手段索要兵甲，且这一行为被举报给唐玄宗。这个消息让唐玄宗愤怒不已，认为王毛仲已经有了谋反的倾向。

经过数月的谋划，唐玄宗决定果断行动。开元十九年，他突然下令逮捕王毛仲，并且迅速解除了与他关系密切的禁军将领们的职务。这一切看似平静，但实际上已经埋下了王毛仲的死期。唐玄宗并未立即公开揭发王毛仲的罪行，而是以“骄盈”和“常多怨望之词”为由将他贬为瀼州别驾，最后在永州赐死。

王毛仲的陨落，犹如一场权力的悲剧。曾经的显赫一时，转眼间变成了死于流放的囚徒。事实上，王毛仲的悲剧，也反映了古代皇权政治的一个重要道理：臣子的功高，未必是好事。在权力斗争中，过分的宠信和傲慢往往会带来致命的后果。王毛仲的故事，警示后人，权力的巅峰并不等同于安全，谦卑与谨慎才是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