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的经济差距之大，就像偏远山村与繁华都市的对比。当时能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都会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若是能在日本定居，更会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

成都人姚小民的人生轨迹颇为特殊。1982年，32岁的他带着妻女远赴日本。五年后，日本政府准备授予他国籍并分配住房。就在这个重要时刻，姚小民却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这个决定让妻子难以理解。要知道，他们能享受日本优厚的社会福利，全靠姚小民的特殊身份——他的生母是日本人，属于日本在华遗孤。一旦放弃日本国籍，全家都将失去在日居留资格。

姚小民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赴日的遗孤之一。据日本厚生省统计，1985-1995年间，共有1468名在华遗孤返日定居。像姚小民这样选择二次回国的，实属凤毛麟角。

那些留在中国的遗孤，大多事业有成。比如原黑龙江密山市委副书记张爱庭，他的人生经历颇具戏剧性：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母亲抱着他准备撤离时不幸触雷身亡。被中国瓦匠收养的他，直到初中毕业政审时才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世。

张爱庭后来回忆，在密山还有两位日本遗孤返日后，只能在工厂当普通工人。相比之下，他在中国已是处级干部，自然没有返日的动力。

姚小民的情况则截然不同。32岁的他在国内收入较低，若能留在日本，全家生活将发生质的飞跃。更难得的是，他还能与生母团聚。那么，他为何执意回国？

这要从1950年说起。成都的郝琪夫妇一直想收养孩子，某天一位日本母亲福田贞子找上门来。原来，这位日本军官之女因丈夫去世，无力抚养幼子，忍痛将未满周岁的姚小民托付给他们。

尽管对日本人存有戒心，但看到婴儿纯真的笑容，郝琪还是心软了。福田贞子信守承诺，此后多年未打扰孩子生活。直到1955年即将被遣返前，才偷偷来看望儿子最后一眼。

姚小民的童年原本平静，直到初中时身世曝光。在那个特殊年代，日本遗孤的身份让他饱受歧视，甚至出现精神问题。为逃离压力，他主动报名下乡，在德阳农村度过了五年知青岁月。

1982年，一通越洋电话打破了平静。福田贞子辗转联系到郝琪，希望能与儿子相认。理解母亲之痛的郝琪，将选择权交给了姚小民。

在日本，姚小民见识了发达国家的繁华：新干线、高薪工作...这些都让长期生活在物质匮乏年代的他震撼不已。

然而，文化隔阂始终难以逾越。日本政府虽提供语言培训，却禁止使用中文；工作中也常遭遇歧视。渐渐地，姚小民开始借酒消愁，只能通过书信向养母倾诉苦闷。

看到儿子日渐消沉，福田贞子忍痛将他归还给郝琪。1996年，尽管面临经济困难，姚小民仍坚持回国。当地政府后来为他办理了退休保障，让他能安心照顾年迈的养母。

这个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故事，最终以温馨收场：生母的忍痛割爱成就了儿子的新生，养母的无私付出换来了晚年的天伦之乐。在中日关系的特殊背景下，这段人间真情更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