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由单一部族独立完成，而是上古时期众多部族长期融合的结果。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东夷集团作为重要的原始股东之一，其历史地位尤为突出。现代考古研究揭示，早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远古先民就在沂河、沭河流域建立了密集的聚落群。随着时间推移，到距今8500年左右的后李文化时期，东夷族群开始逐渐显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此后，这一地区相继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发展阶段，东夷文明也随之不断演进。

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东夷族群成为影响中原王朝命运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当时中原王朝与东夷的关系好坏，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存亡，甚至多次左右了政权更迭的历史进程。关于夏朝的族源问题，学界至今仍存在争议，难以确定其是否源自东夷。但可以确定的是，夏朝与东夷各部族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从历史记载来看，这种密切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辅佐大禹治水的重要功臣伯益就来自东夷集团，而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则属于东夷九族中的淮夷支系。值得注意的是，涂山氏是当时淮夷诸部中最强大的一支，伯益在东夷内部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除了夏族自身的实力外，大禹能够获得部分东夷势力的支持，很可能是帝舜最终决定禅位给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这种政治联盟也埋下了隐患。大禹为获得伯益支持，很可能承诺将来禅位于他。但最终夏启却违背诺言，驱逐了伯益，这一举动激起了部分东夷部族的强烈不满。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太康失国的重大变故，以及随后后羿代夏、寒浞代夏等一系列政权更迭。直到少康之子后杼消灭有穷氏后，夏朝与东夷之间持续多年的战争才告一段落。

随着夏朝将都城迁至二里头，其统治中心与东夷聚居区距离拉远，双方冲突有所缓和。但就在这一时期，一支源于燕山地区、兴起于河济之间并深受东夷文化影响的新兴部族正在悄然壮大，这就是后来建立商朝的商族。

商朝与东夷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根据文献记载，商王朝对东夷各部采取了分化策略，与某些部落保持同盟关系，同时又与其他部落兵戎相见。一方面，伯益的后裔嬴姓部族成为商朝的坚定盟友。例如飞廉在商朝灭亡后仍坚持反周复商。嬴姓共有十四支，除建立秦国的秦人外，其他多支也被周人强制西迁，很可能都参与了反周活动。商奄等东夷部族也是商朝的铁杆支持者，后来在周公东征时遭到清洗。

另一方面，甲骨文记载显示，早在武丁时期就有东夷部落发动叛乱。如王令妇好从侯告伐人（人通夷）的记载，就是关于讨伐人方或夷方的战事。到商纣王时期，东夷叛乱规模更大，迫使商朝投入大量军力镇压，这严重消耗了商朝国力，使其无力应对西面周人的威胁，最终导致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的悲剧结局。

与夏朝二里头都城不同，商朝都城始终靠近东夷地区，这种地理位置既有利于控制东夷，也使得商朝在国力衰弱时更容易受到东夷叛乱的冲击。

周朝建立后，通过大规模分封诸侯来逐步蚕食东夷故地。齐国、鲁国等诸侯国都是在原东夷领土上建立的。随着中原华夏文明的强势发展，东夷各部逐渐被同化融入。周公东征主要针对山东地区的东夷，而徐州一带的徐夷仍保持强大实力。史载周康王时期徐夷僭号（称王），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其兵锋一度逼近洛阳。到春秋战国时期，徐夷、淮夷、莱夷等东夷势力相继融入华夏文明。

那些被迫西迁的嬴姓东夷部族中，如嬴姓京氏等逐渐消亡，但飞廉的后代却日益壮大。其长子恶来的后代建立了秦国，次子季胜的后代建立了赵国。最终，东夷后裔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或许可以视为东夷千年以来逐鹿中原梦想的实现。

到秦汉之际，虽然作为独立族群的东夷已不复存在，但东夷文化及其后裔已完全融入华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关于东夷的历史地位，还有几个重要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东夷文明存在时间长达约6500年，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传说中的太昊、少昊、颛顼、伏羲等上古帝王，很可能都是东夷部落的首领。夏商时期的夏族与商族都与东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三代时期，东夷更是能够直接影响政局变动乃至王朝更替的重要力量。

其次，考古发现表明东夷文明发展水平并不逊于中原。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山东淄博桓台，而比甲骨文更早的成熟文字系统——骨刻文，则主要发现于山东乐昌等地。山东城子崖遗址等考古发现，都证明东夷在技术水平上与中原不相上下。这些证据表明，上古东夷文明的发展程度长期被历史学界低估。

第三，从文字学角度看，甲骨文中的夷字由弓与矢组成，这推翻了传统认为大弓为夷的说法，确证了东夷人擅长射箭的特点，后羿就是典型代表。更重要的是，这证明夷字最初并无贬义，可能是在夏商周三代对不臣服的东夷长期贬低的过程中，夷字才逐渐带上了落后野蛮的负面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