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 重庆谈判是蒋介石设下的鸿门宴？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面临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如何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了关键问题。邓小平一语道破了关键所在，他指出，我军不仅要打败敌人，还要充分发动群众，这一战略思路为随后的大别山战役提供了方向。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两党曾在日寇侵华时合作，共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解放战争前夕，蒋介石又开始积极筹划，企图发动内战，彻底消灭共产党，建立以自己为主的独裁政权。百姓经过多年战乱早已疲惫，他们渴望和平和稳定的生活，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多次表示愿意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虽然答应了在重庆进行谈判，但心怀算计，既不想失去独裁权力，又不愿意背负与人民为敌的罪名。

重庆谈判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放弃消灭共产党，他希望通过谈判把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如果毛泽东不赴约，他就可借机指责共产党拒绝和谈，从而合法发动内战；若毛泽东赴约，他打算象征性给共产党几个没有实权的职位，迫使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最终消灭没有武力的共产党。即便这些计划未能完全实现，重庆谈判仍然能为他拖延时间，因为抗战胜利后，他急于接管长江以北的日战区，但运输和人力不足，需要借谈判为接管争取时间。 我党对蒋介石的算盘心知肚明，但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揭穿其假面，毛泽东等领导人仍决定赴约。去重庆前，延安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表示：我们是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能让我们更成熟、让人民更觉悟，为建立新中国打基础。他清楚重庆谈判是蒋介石摆的鸿门宴，因此提前安排刘少奇代理职务，并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确保书记处即使在自己和周恩来不在的情况下也能正常运作。

重庆谈判果然如毛泽东所料，艰难异常。蒋介石态度盛气凌人，从未以平等心态对待共产党。我方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核心涉及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尽管谈判进展缓慢，毛泽东并未局限于谈判桌上，他积极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并接受记者采访，其睿智得体的言行，使国民党长期宣传的赤匪形象逐渐崩解。 重庆谈判历时43天，最终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双方协议共同努力，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这标志着国民党首次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为百姓带来了和平希望。虽然国民党在1946年6月底单方面撕毁协定，但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的历史意义仍然深远。

1946年6月26日，在美国支持下，我党完成内战部署，挥兵22万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自卫，人民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刘邓大军对大别山有特殊感情。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打响一年，全国形势发生变化。虽然国民党整体兵力占优，但机动兵力不足，华北、东北战场不得不转为守势；南部战线两头重、中间轻，暴露出防守弱点。国民党部队连战连败，士气低落，政府在经济、政治上陷入困境。毛泽东敏锐察觉，共产党反攻的时机已到。 相比战争初期，我军人数显著增加，士气高涨，战斗力大幅提升，解放区土地改革完成，后方稳固。然而战争消耗巨大，为粉碎国民党将战争引入解放区、消耗我军资源的企图，我党决定将主力打入国民党控制区域，在外线消灭敌人。战略进攻方向锁定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因其战略位置重要，国民党防守薄弱。

中央决定派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因山东战线紧张，无法承担此任务。刘邓大军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两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接到命令后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一艰巨使命。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向国民党军发起战略进攻，鲁西南战役随之打响。蒋介石急调兵力，企图逼迫刘邓大军在菏泽、郓城背水作战。8月上旬，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跃进，这成为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 大军刚进大别山，国民党23个旅从东、西、北三面发起进攻，意图在我军尚未站稳时将其消灭。刘伯承、邓小平分析敌我态势，决定采取北线牵制、南线展开战略：一、二纵在北部牵制敌人，三、六纵抢占南线诸城，为创建根据地争取时间。

毛泽东预估三种可能结果：一是付出代价仍站不住脚，只得撤回；二是付出代价站不稳，转为游击战；三是付出代价成功站稳，建立大别山根据地。显然，第三种是最理想结果，但难度极大。大别山曾是老根据地，当地群众经历长期革命锻炼，刘邓大军中的一二九师指挥官许多来自大别山，对当地环境熟悉、感情深厚，这为建立根据地提供了一定基础，但实际情况复杂严峻。 建立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大军原以为群众会热烈欢迎，但刚到大别山时，百姓却流露疑惑和恐惧，整村整村地躲入山林，没人自愿当向导。原因在于，中共曾四次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每次撤离后，国民党都会对根据地实施白色恐怖，参与土地改革的群众和革命军人家属被残忍杀害，使百姓不敢与共产党有牵连。 国民党在大别山建立民团、推行保甲联防和五家连坐，熟悉当地地形和游击战术，比正规军更难对付。刘邓大军不仅面临外部压力，内部也出现问题：部队从北方平原进入山地，粮食、弹药、医药紧缺，战士衣衫褴褛，北方战士不适应山地生活，伤员难以及时安置，百姓支持不足，形势异常艰难。

在此情况下，部分人产生右倾情绪，对根据地建设认识不足。邓小平指出：必须大量歼灭敌人，同时充分发动群众。 刘伯承、邓小平提出新策略：政权建设采取两面政权，对愿合作者采取拉，拒不配合者采取打；利用政权寄送统战信，阐明政策和人民必胜趋势，瓦解敌意。土地改革方面，推出减租减息，区分巩固区与游击区，在巩固区进行土改，在游击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避免激进行为影响大局。

粮食问题首当其冲，经过请示中央，决定向老乡借粮借钱。大别山贫困，解放军与国民党23个旅拉锯战，百姓生活受挤压。山地土豪资源少，部队战斗意志偶有松动，甚至出现违纪行为。刘伯承、邓小平召开纪律整顿大会，明确三项铁律：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并禁止强迫百姓当向导、扰民。 在严格纪律约束下，我军克服后方无依托的困难，形成独具特色的根据地建设模式，最终成功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大军如尖刀插入大别山，中原战场上吸引国民党军90个旅，与其激战，12万人锐减5万，但成功改变了我党在陕北的处境，为全国战略进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