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是一场讨论治理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会议，但在与会者中，代表反对“大跃进”路径的彭德怀等人，遭到了一些错误的批判。随着时间推移，会议的议题逐步扩大、发声范围也随之扩大，现场气氛逐渐紧张起来，成千上万的与会者被卷入揭批与自我批评的风潮之中。这场风波原本是出于对国家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关心，但结果却走向了与初衷相悖的方向。

在推动揭批彭德怀等人原因的背后，一些来自第四野战军系统的将领，如黄永胜、吴法宪等，表现得较为积极活跃，花了不少功夫促成其他参会将领站队、发言。为了达到对彭德怀等人的抨击效果，他们的发言中不乏带有指控性质的成分，导致形势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极为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一位开国大将被要求站出来发言带头揭批，但他却果断拒绝，没有走上前去。这位被点名“揭批彭总”的高级将领，就是粟裕司令。

那么，为什么组织者会指派粟裕出面来揭批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需要理解：庐山会议前一年，也就是1958年，粟裕刚刚结束了他在总参谋长岗位上的任期，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之所以被免职，根本原因在于当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也遭到了错误的批判，被指称存在“个人主义”问题，尽管也进行了多次检讨，但最终还是被降职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粟裕作为军队中极具战术与指挥才能的将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国防建设中提出了大量宝贵的建议，获得了主席多次的肯定与表扬。他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但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也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重大挫折。

粟裕在军事指挥水平方面的确堪称一流，在共和国初期的重大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与人打交道、处理上下级关系方面，他则显得相对薄弱。正因为他在第三野战军任职期间，主要以卓越的军事成绩与素质来压服各方，导致他在处理官兵关系时显露出一些短板，也与三野的知名将领许世友等人产生过几次摩擦。粟裕深知这些性格与处事方式上的弱点，于是他对长期积累的工作矛盾保持清醒的认识，既不愿也不愿意在这类政治斗争中上身，心里对彭德怀等人仍存敬意，因此他选择了沉默与回避。

知名将领陈赓曾经评论过粟裕，指出两类人在某些情境下容易陷入困境：一类是战功显赫、功绩压人，另一类则是不擅长人际交往。恰恰这两种特性都属于粟裕身上，因此他并不愿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选择低调处事。1959年的庐山事件，对他而言也成为再次保持低调、尽量不参与批判的一个例子。事后证明，粟裕的这一处事风格是极为明智的：他被重新安排参与重要工作，毛泽东在1960年的政治局会议上特别下令重新请他参会。第二年，毛泽东还向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高兴地赞扬了粟裕的指挥才华。这些信号表明，他在党和国家的信任度逐步恢复，之后也没有再遭遇大的打击。

进入1970年代，粟裕获得了出国考察与军事交流的机会，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军事领域的持续影响力。1984年，这位被誉为“战神”的粟裕离世，享年77岁。他的一生经历了从高峰到低潮再到回归核心岗位的曲折轨迹，但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军事才能与不愿参与无谓纷争的性格，始终成为后人评价的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