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北京陷落，标志着李自成第一次真正控制天下的时刻，但他短视而自负的治理很快显现。他日常穿着新衣以示威风，夜夜沉溺于流行的小曲和娱乐，连朝政大事也交给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操办。城中外来军政力量的博弈日趋激烈，关外的多尔衮、多铎等人对局势极为关注，遂乘势向中原进发，意图奪取大权。清军最终在吴三桂、耿精忠等人协助下定鼎中原。入关以后，清朝的统治被不少人视作阴暗而残酷的阶段，其原因并非一时之感，而是多方面的社会与制度因素交织所致。以下四点，是常被提及的核心论断。

其一，民生凋敝。清军入关之初所带来的暴力与混乱，直接导致扬州十日之祸、嘉定三屠等惨祸，人口数量因此大幅下降。随后政府又通过引进高产作物如红薯来刺激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理论上可以增强财富底盘，但实际效果并不乐观。土地再次集中在大地主与官僚手中，普通百姓的生计被严重压缩，生活水平长期低迷。即使在康乾盛世，普通农民也只能在半年糊糊糊的粮食与半年的红薯之间勉强度日。进入晚清，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赔款压力巨大，清政府被迫大肆征敛民脂民膏来偿付债务。据文献记载，从咸丰初年到光绪初年，清朝的口丁人口非正常减少的数量达到两亿之多，社会结构因此遭遇深刻冲击，民间的苦难与动荡频繁出现。

其二，军备废弛。入关之初，八旗军凭借组织力和战斗力在战场上占有明显优势，连克张献忠、李定国等势力，显示出初始的军事威慑力。然而天下基本安定后，八旗军队逐渐走向衰落。乾隆时期，他曾亲自视察西山键锐营、善扑营，强调要改进军纪，提倡国语、骑射等传统军艺以振军威，但成效并不显著。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清军在战斗中遭遇顽强抵抗，单是千名清军就被七千的太平军击败的案例就屡见不鲜。军备的衰败和战斗力的下降，给清朝的国防安全带来长期隐患。疆域方面，清初时的辽阔领土在经历多次战争与治理成本后，到了晚清阶段面积大幅缩减，丧失的土地和人口资源成为国家崛起的难以跨越的障碍。

其三，官场腐败。清代官场的潜规则与陋习层出不穷，除了广为人知的“碳敬”“冰敬”等现象，另有“部费”“乘仪”等暗箱操作普遍存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1864年湘军攻克南京并处决太平天国叛乱分子，按功绩应获得朝廷的丰厚赏赐，朝廷因此开出高额的“报销款”以示奖赏，然而实际操作中还会抽取“部费”（回扣），比例甚至高达1.3%。曾国藩对“部费”之昂贵颇有微词，便托人向李鸿章求情，最终将部费从39万两降到8万两。事后，曾国藩还专门致信李鸿章表示感谢。这类事件虽为个案，却反映出体制内的财政与权力运作并非透明公正，腐败与裙带关系在许多官僚体系中广泛存在，严重侵蚀国政效率与社会信任。

其四，文化领域的压抑与沉默。入关以后，清朝为笼络士大夫与维持统治稳定，表面上推行科举制度，实际却逐渐加剧对思想与学术的管制。著名的“文字狱”现象便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争议的体现之一。以雍正年间为例，内阁学士查嗣廷主持江西乡试，因题目仍以儒学经典为主，但后来被解读者以“维民所止”之名暗喻为雍正“无首”，雍正大怒，命查嗣廷及其全家遭到抄斩。此类事件使文人学者在创作与讨论中不得不自我审查，文化领域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由此可见，清朝的文化政策并非单纯的学术气氛紧张，而是通过控制言论来巩固统治的工具。

综合以上四点，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在社会治理、军事维护、官僚体系和文化环境上都存在显著的矛盾与短板。正因为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积累，才使得后世不少人将清朝视为中国封建王朝中较为阴暗和艰难的时期之一。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是多维度的，对一个朝代的评价应结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进行全面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