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王伐商的历史事件后，周朝将召公奭（shì）任命为北燕的领主，并在此建立了燕国。燕国的建立，标志着姬姓家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延续，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最终吞并了燕国。值得一提的是，燕国是姬姓诸侯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且其存在时间远超过了周朝的持续时间。《史记》对其描述道，燕国的“社稷血食”持续了八百至九百年，成为唯一一个延续至最后的姬姓国家。

这一历史段落，几千年来被人们普遍接受。然而，随着近代疑古学派的崛起，燕国的历史开始遭到质疑。有人提出，燕国并非周初就存在，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由狄戎所建。为了融入华夏的历史脉络，燕国才宣称以召公奭为其祖先。这一理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现代考古学证实了燕国曾在北京地区的存在，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古代史的可信性。像“西周克盉”与“堇鼎”等重要文物的出土，不仅证明了武王时期确有召公奭的分封，还显示了燕国最初被称为“匽国”的历史遗迹。

然而，尽管考古学研究确认了燕国的存在，燕国的历史却充满了许多未解之谜。尤其是它在史书中的记载中断了200多年。《史记》提到，燕国的历史从召公奭开始，一直到惠侯时突然中断，长达九代的记录缺失。这个空白似乎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而现代考古学似乎也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自20世纪20年代起，华北地区陆续出土了大量周代青铜直刃短剑，这些剑器与当时辽西或草原地区的青铜剑有着明显的不同。到了20世纪90年代，北京延庆县的军都山遗址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历史图景。这里的出土文物数量庞大，青铜器和其他遗物几乎达到了7万件之多，其中包括大量的直刃短剑。这些剑器与辽西草原的曲刃剑风格迥异，表明这一地区曾经孕育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些青铜剑的含锡量虽略低于中原地区的同类产品，但却明显优于其他游牧民族的器物，证明军都山地区曾有一支强大的势力。

更重要的是，史书中是否有关于这股势力的记载呢？《史记》中提到，尧舜时期中国北方已经存在山戎部族，这些部族以射猎为生，且因其游牧的特点，常年游走于山地之间。到了春秋时期，山戎势力的强大，对周边国家造成了极大威胁。燕国尤其多次遭遇山戎的攻击，甚至不得不迁都、向齐桓公求援。这一史实的考证，结合军都山遗址的出土文物，表明这里的文化正是与山戎的存在和活动息息相关。考古学者认为，军都山遗址确实见证了山戎在北京北部活动的历史。

召公奭在周初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被分封到北燕，以守卫东北边疆。尽管如此，燕国的历史记录却显得异常模糊。根据《史记》的记载，燕国在召公奭之后的九代君主几乎没有任何详细记载，直到燕昭王时期才有了较为具体的记载。这样的空白，历史上一直未能找到充分的解释。传统观点认为，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导致了燕国历史的缺失，但从现代考古的角度来看，燕国的历史中断与山戎的频繁入侵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的发现，为燕国早期历史的确认提供了新的线索。该遗址出土的文物铭文、遗址规模等，都与燕国的早期都城相符。进一步的考古证实，燕国在遭遇山戎频繁入侵后曾被迫迁都临易，而在燕庄公时期，燕国再度遭到山戎的大规模攻击，最终向齐桓公求助，才得以保全。所有这些历史事件与军都山遗址所代表的山戎势力不谋而合。

因此，燕国历史的中断很可能与山戎的反复侵扰密切相关。由于战乱不断，燕国或许没有时间或资源去记载过去的历史，或者在一系列混乱中丢失了相关的史料。正因为如此，燕国在《战国策》中的形象才是“固弱国”，令人难以忽视其长时间的积弱局面。

进一步分析，山戎的军事策略也与中原诸侯的兵制差异密切相关。山戎以步兵为主，机动灵活，而中原诸侯的车兵则在平原地带有优势，但在山地作战时显得极为被动。这种兵制上的差距，使得燕国长期受山戎威胁。直到春秋末期，其他国家如郑国、齐国和魏国，通过一系列军事改革，逐渐扭转了局势。魏国特别通过改革，使步兵成为主力，最终在与山戎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这一历史进程表明，山戎不仅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推动了中原地区军事变革的进程。

综上所述，燕国历史的断层与山戎的持续入侵息息相关，燕国不仅在力量上屡受压制，而且在这种压力下，史料记录也极为零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