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期的名臣胡林翼长期担任封疆大吏，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了解得深刻且透彻。对于他而言，最容易应对的是皇帝和上司，底下的属下也能驾驭，但唯独六部的书吏令他头疼不已。胡林翼曾在《清稗类钞》中这样评价六部书吏：“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夫疆吏殚竭血诚以办事，而部吏得持其短长，岂不令英雄短气乎？”这段话揭示了六部书吏的权力与影响力，甚至连当时的权臣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都或多或少受到书吏的制约和勒索。

六部书吏到底为何能凌驾于地方大员之上，甚至超过了尚书和侍郎等高级官员？经过御史整理相关文献后，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一群体的独特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六部的堂官问题。六部作为清代最为繁忙的行政机构之一，要求堂官具有极强的业务能力。然而，清代初期六部实行的满汉双轨制，加上旗人提拔优先的政策，打破了传统的官场秩序。许多堂官并不熟悉本部的事务，且因频繁调任，使得六部的政务越来越萎靡，而书吏则逐渐掌控了部务。

科举时代培养出来的进士，并非完全符合行政职能的要求，他们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历练才能适应管理事务。然而，尽管一些汉族官员的能力较强，却很难成为掌印官，而这种制度上的不公平，直接导致了六部政务的困顿，书吏的影响力也随之提升。清中期以后，许多堂官和司官不再处理实际事务，反而是书吏掌握了部门的核心事务。六部的堂官，尤其是尚书和侍郎，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们的权力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受到书吏的牵制。值得一提的是，六部书吏的任期虽然理论上为三年，但由于书吏可以“世袭”某一职位，许多书吏世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个“铁打的书吏，流水的堂官”的格局。

那么，为什么这些书吏能够对封疆大吏指手画脚呢？尽管书吏的官方地位并不高，然而他们的权力却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职位。书吏常常以各种律例进行“暗中操控”，让地方官员不得不依赖他们。即便是大权在握的督抚，面对这些官场潜规则，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书吏之间的关系。书吏以“某先生”自称，而堂官与司官则以“某老爷”回应，表面上看是官员之间的正常尊卑，然而事实上，书吏掌握了大量的事务信息，他们的决定能够直接影响地方政务的执行。

书吏在经济上也表现出不小的收获，特别是在六部中，吏部与户部的书吏最为富有。吏部的书吏通过为地方官员“捞缺”获取丰厚的贿赂，而户部书吏则通过掌握财务的控制权，进行高额索贿。以曾国藩为例，曾在报销军费时不得不通过贿赂户部书吏才能顺利通过。在清代的官场上，除非你有巨额的贿赂，否则很难在事务上突破这些书吏的层层阻挠。

清朝的官场，尤其是六部书吏的地位，既让人震惊又充满了讽刺。他们掌握着决策的核心，形成了一种“幕后操控”的局面，而这个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官员和各大封疆大吏的行事风格。六部书吏的“财富”与权力，使得他们在社会上拥有了比许多正式官员更为优越的经济与生活条件。清代的京城流传着“东富西贵”的说法，六部书吏大多集中在东城富贵地段，他们的财富积累让他们在官场之外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清代六部书吏的权力不容小觑。他们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政务的具体操作上，更体现在他们通过操控官场潜规则，成为封疆大吏与高层官员不得不依赖的“暗中权力”。这种现象，也反映了清代官场的诸多复杂性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