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记载了商鞅在秦国的传奇一生，其中的一段历史尤为引人注目。秦孝公在进行商鞅变法的八年后，突然患重病，病重时他产生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想法——想将王位传给商鞅。然而，商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虽然这件事情难以考证是否属实，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孝公在有儿子继位的情况下，将王位传给商鞅显然违背常理。历史上没有哪个君主会在有继承人时将王位传给外人。因此，这段记载可能是秦孝公在病重时出于对商鞅的感激而随口说出，或者是他在心情压抑下的试探话语。商鞅的拒绝也许是出于对这份提议的尊重和自知之明，这也让这一事件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谜题。

然而，不论这件事的真伪如何，它对秦惠文王继位后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假如秦孝公真的说过此话，那么秦惠文王的反应就不难理解了。毕竟父亲的恩宠可能会让秦惠文王产生一种威胁感，商鞅的权力和威望已经足以压制君主的地位。而如果这一事件纯粹是史书的误记，那么秦惠文王对商鞅的杀戮也能够找到更多的解释。

继位后的秦惠文王，刚开始执政不久，便接到了有关商鞅的警告。有人向秦惠文王建议：“大臣的威望过高，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而左右亲信过于亲近，也可能给您带来危机。如今，连秦国的妇人和孩童都在讨论商君的法令，而大王您的法令却鲜有人提及。这说明商鞅的法令已经在民间深深扎根，而您作为国君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些话语直击秦惠文王的痛点，并直接指出了商鞅的威胁。因此，秦惠文王在朝堂上决心铲除商鞅，而商鞅的死也为秦国的政治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商鞅的变法不仅仅针对社会阶层的重构，特别是对于贵族阶层的改革，成为他遭遇强烈反对的根源之一。商鞅废除了世袭制度，要求贵族们必须凭借战功来获取爵位，而不再仅仅依靠家族背景。这意味着秦国的贵族们从原本的“特权阶层”变成了“庶民”中的一部分，需要与平民一起上战场，凭借军功晋升。这种极为激进的改革打破了贵族固有的利益，招致了贵族阶层的强烈不满和反感。

在商鞅变法前，大夫等贵族犯了法通常不受惩罚，但商鞅的变法打破了这一惯例，提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即使是太子，若犯了法，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秦惠文王年轻时因为触犯新法，未能直接受罚，反而是由其老师公孙贾、公子虔等人替代受罚，这也为商鞅与贵族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公孙贾被判黥刑，公子虔则被割鼻，进一步加深了贵族们对商鞅的怨恨。

在秦孝公去世后，商鞅的权力更加巩固，而秦惠文王则变得愈加谨慎。一些贵族借机污蔑商鞅谋反，利用这一机会，秦惠文王终于决定采取行动，将商鞅铲除。商鞅逃往魏国未果后，再度返回秦国，而在秦国的封地上，他借助邑兵攻打郑国，这使得他谋反的罪名坐实了。最终，商鞅被处以极刑——车裂之刑，历史的悲剧也在此时达到了高潮。

商鞅的改革和他个人的命运最终交织成了一幅令人深思的历史画卷。商鞅尽管推行了深刻的改革，但由于过度专权、与贵族的矛盾和不断积累的怨恨，最终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商鞅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但即便如此，他依旧不愿放弃权力和地位，直至最后一刻。

在《史记》中，赵良曾向商鞅提出辞去官职、隐退的建议，然而商鞅并未听从。他仍旧过着与十几辆车、众多卫士随行的日子，享受着几乎无可匹敌的权力与威势。然而，商鞅未能察觉到自己的危机，未能适时地低调行事，最终为自己积攒的权势和敌人留下了足够的借口。商鞅的死成为了秦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秦惠文王的执政奠定了基础。

秦惠文王杀商鞅的决定，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的嫉妒，而是出于对权力和国家地位的维护。他通过铲除商鞅，不仅消除了商鞅对于皇权的威胁，还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贵族的反感，同时保住了变法的成果。商鞅的死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政治危机，也让秦惠文王的权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