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陵墓既是六朝考古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持续开展，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周边陆续发现了丹阳仙塘湾南朝墓[1]、丹阳金家村和吴家村南朝墓[2]、南京罐子山南朝墓[3]、南京狮子冲南朝墓[4]等帝陵级墓葬，南京甘家巷南朝墓（萧秀墓）[5]、尧化门梁墓（萧伟墓）[6]、萧融墓[7]、萧象墓[8]、白龙山南朝墓（萧宏墓）[9]等萧梁王侯墓（图一），以及大量与王侯墓形制相同、规模相近的南朝高等级墓葬（附表）。不断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深入研究南朝陵墓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支持。目前关于南朝陵墓的讨论多集中于神道石刻、墓室壁画、墓主考证等层面，较少将南朝陵墓置于六朝历史演进或汉晋墓葬制度变迁视野中进行宏观考察[10]。只有宏观视角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得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而考古学关注的汉制、晋制及汉晋变迁研究，多将南朝墓葬作为晋制的自然延续，较少细究南朝墓制的特殊内涵。

图一　南朝陵墓形制平面图

1.南京狮子冲M1　2.南京狮子冲M2　3.南京罐子山南朝墓　4.南京白龙山南朝墓　5.南京甘家巷南朝墓　6.梁桂阳敦王萧象墓　7.南京尧化门梁墓　8.丹阳仙塘湾南朝墓　9.丹阳吴家村南朝墓

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整体把握汉晋南朝墓葬面貌的同时，将南朝陵墓置于汉晋变迁的历史背景下，从考古学的汉制、晋制概念入手，灵活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南朝陵墓制度的构成因素及形成渊源，祈请方家指正。

一　汉制与晋制

中国历史在从汉到晋的王朝更替中，制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汉晋变迁是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古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一环[11]。考古学关注的汉制、晋制，主要围绕墓葬制度展开。俞伟超分析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演变，提出了周制、汉制、晋制的概念[12]。此后，考古学界从墓葬资料出发，对汉制、晋制内涵及汉晋变迁问题展开充分讨论，成为中古墓葬研究的一种重要模式[13]。较普通墓葬而言，高级别的大型墓葬是墓葬制度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对王朝鼎革和政治变迁更为敏感。陵墓制度在墓葬制度的普遍特征之外，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集中反映了丧葬礼制变迁和墓葬制度沿革。

（一）陵墓制度层面的汉制

西汉陵墓制度与晋制相隔较远，本文陵墓制度层面的汉制特指东汉陵墓而言。综合东汉陵墓面貌和既有研究成果[14]，东汉陵墓制度主要包含以下特征。

构造复杂的多室墓形制　东汉帝陵墓室结构发生根本变革，由土坑木椁墓变为砖石结构墓。根据勘探情况，目前发现的东汉帝陵级别墓冢“均为带一条南向墓道的‘甲’字形方坑明券墓，墓圹内收多级台阶。墓道宽度多在10米左右，长度在40米以上，墓室应为砖石混合结构的回廊型墓室”[15]。东汉帝陵的地下墓室皆未经发掘，其形制可从已经发掘的东汉诸侯王墓等大型墓葬窥得一斑，因为二者级别相对接近，且诸侯王墓往往模仿帝陵[16]。目前发现的东汉诸侯王墓多为砖石构筑，墓道或甬道附设耳室，墓室为前后室或并列后室，墓室周围大多环绕回廊；东汉列侯墓以砖石砌筑，由墓道、甬道和两三个墓室组成，附侧室或耳室[17]。构造复杂的多室形制是东汉陵墓的显著特征之一。

成熟的帝陵陵寝　东汉陵园结构较之西汉有所简化，然具体构成仍十分丰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陵寝制度，包括寝殿、石殿、钟虡、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寝建筑，陵园或有夯筑垣墙，或不设垣墙、改为“行马”设施。东汉陵园的一个显著变化为，自明帝显节陵开始，陵园中增设石殿，作为举行“上陵礼”的场所，陵墓祭祀自此成为东汉礼仪制度中的重要环节。

神道石刻　东汉时期高等级墓前设置石刻成为一种常见现象。综合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基本可以确认，东汉帝陵前也设有神道石刻。东汉墓前神道石刻种类多样，适用群体较为广泛。墓前设立神道石刻成为东汉墓制区别于西汉和魏晋的重要特征。

墓葬封土两汉陵墓均堆筑高大封土，东汉陵墓封土由西汉的方形覆斗状改为圆钵状。经过多年考古勘探，确认洛阳朱仓东汉帝陵封土为圆形，呈覆钵状，高度小而直径大，外观呈低矮的山丘状。经文献记载与考古工作相互印证，东汉帝陵封土直径多在120-150米[18]。

谒陵制度　东汉明帝创立上陵礼，谒拜光武帝原陵；明帝显节陵增设石殿，目的就是行上陵礼，石殿承担了祭祀功能。《宋书·礼志二》载：“汉仪五供毕则上陵，岁岁以为常。”东汉开创的谒陵制度，打破了古不墓祭的旧礼，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陵墓制度层面的晋制

考古学中陵墓制度层面的晋制，既源于对汉晋变迁的观察，其特征总结便也建立在与东汉陵墓制度对比的基础上。直观而言，东晋墓葬制度是晋制演变的成熟状态，其与南朝墓葬制度不仅在地域上重合，而且年代上前后衔接，因此更具对比性。

墓葬形制单室化　墓葬单室化是晋制的鲜明特征。西晋时期，墓葬形制朝着简化的单室墓方向发展。经考古勘探发掘，西晋帝陵及其陪葬墓为单室墓[19]，洛阳地区西晋墓中单室墓占70%左右[20]。东晋墓葬的单室化更为彻底，都城建康周边发现的东晋帝陵、世家大族墓等高等级墓葬几乎均为单室墓[21]。陵墓单室化改变了东汉以墓室数量来彰显墓主等级身份的做法，是墓葬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影响深远。

不设寝殿和神道石刻魏晋时期废止了陵园寝殿和神道石刻。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魏文帝曹丕预做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曹丕崩后，“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晋书·礼志中》记载：“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222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曹操高陵依汉制所立的陵上祭殿亦被毁坏，足见决心之强。曹魏废除陵园寝殿设施，西晋基本沿袭曹魏陵墓制度，未见设置祭祀寝殿的记载。曹魏陵墓不设石刻，西晋亦严禁石兽、碑、表等地面神道石刻。据《宋书·礼志二》，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以诏书形式禁设神道石刻。西晋时虽偶见高级官僚和地方豪族墓前设置石刻的事例[22]，然只能将其看作超出禁令的特殊行为，而非常态。东晋陵墓亦不设神道石刻[23]。陵寝制度内容的衰减，成为两晋陵墓制度的一大特征。

不封不树前述曹丕终制云“无为封树”，明确表示曹魏取消陵墓封土，西晋陵墓制度紧随曹魏薄葬传统。《晋书·礼志中》载司马懿“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文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明确西晋宣、景二座帝陵不设封土。东晋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鸡笼山之阳，阴葬不起坟。康、简文、武、安、恭五陵，在钟山之阳，亦不起坟。惟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坟也”[24]。不封不树的陵墓制度亦为东晋继承。

取消谒陵制度　曹魏废止谒陵，为此魏文帝曹丕不惜毁坏曹操高陵的墓园祭殿。曹芳拜谒高平陵，被司马懿趁机政变夺权。或有感于此，司马懿明确废止了谒陵制度，《宋书·礼志二》载其遗诏曰：“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晋书·惠帝纪》载晋惠帝“又诏子弟及群官并不得谒陵”。两晋时期，谒陵行为固然难以彻底根绝，但禁止谒陵却为既定成规。《宋书·礼志二》梳理了汉晋时期的谒陵制度，东晋虽有谒陵、拜陵行为，然仍需冠以特殊借口，时人亦常以“非洛京之旧”、“非礼”、“非晋旧典”为由，指责此类行为不合晋制。

综上，两晋陵墓制度较之东汉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与汉晋时期社会历史变化是同步的。东晋皇室承袭西晋时期确立的陵墓制度，某种程度而言，随着皇帝和皇室权力的衰落，东晋陵墓制度的简化趋势更加明显。

二　南朝陵墓文化因素构成

在梳理汉制和晋制的基本特征并掌握南朝墓葬面貌的前提下，从陵墓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入手，分析南朝陵墓文化因素构成。南朝陵墓制度主要由汉制文化因素、晋制文化因素以及南朝文化因素三部分组成。

（一）汉制文化因素

南朝陵墓制度具有明显的汉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陵园寝殿　南朝时期恢复谒陵制度，至陵所拜祭成为固定礼仪。既有拜谒祭祀之事，则陵园之中应存在举行相应礼仪的固定场所。《南齐书·宗室传》记载，齐明帝即位后，追尊父萧道生为景皇，“立寝庙于御道西，陵曰修安”。“寝庙”中“寝”指寝殿，西汉寝殿设于陵园内，东汉时一般位于陵园东侧区域，寝殿内陈设皇帝的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事死如事生般奉祀已故皇帝的饮食起居。此类设施为陵园组成部分，不可能设在远离陵园的都城“御道”西侧。因此，此处“御道”当指陵园内的“神道”。《南齐书·五行志》记载建武年间“有鹿入景皇寝庙”。《南史·陈宗室诸王传》载，始兴王陈叔陵为营葬母亲彭氏而毁坏谢安墓葬，后因阴谋篡位失败被杀，“流尸江中，污潴其室，并毁其所生彭氏坟庙，还谢氏之茔”。“寝庙”、“坟庙”应指陵园内寝殿类的祭祀设施。遗憾的是，至今并未发现较为明确的南朝寝殿建筑遗迹，寝殿的具体形制和所处位置仍不甚明晰。

南朝陵园已难与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东汉陵园媲美，然其构成要素大致可与东汉陵园对应，可以称之为东汉陵墓制度的简配版。这是南朝陵墓结合自身时代特征，追仿汉制的结果。

2.神道石刻　南朝帝王陵墓前设有神道，神道两侧对置石刻。现存石刻种类数量或残缺不全，或偶有例外，然仍可推知其规制为由外向内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墓前对置神道石刻的做法源于东汉，南朝陵墓石兽、石柱和石碑造型亦与东汉密切相关。南朝陵墓神道前的石兽、石柱、石碑何时演变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组合关系，是石刻组合渊源的问题所在。杨晓春认为，西晋初年的神道石刻已习用石兽、石碑、石柱三种，而同样的做法在东汉末年已见端倪[25]。《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曰：“（魏）明帝治宫室，（杨）伟谏曰：‘今作宫室，斩伐生民墓上松柏，毁坏碑兽石柱，辜及亡人，伤孝子心，不可以为后世之法则’。”曹操、曹丕父子有感于汉末动乱时期前代厚葬坟墓遭到毁灭性破坏，又囿于经济凋敝，极力推行薄葬[26]。据《宋书·礼志二》，“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前揭《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曹丕终制明确不得立寝殿、通神道。如此，则《世语》所云魏明帝时为造宫室而毁坏的墓前碑、兽、石柱，应非曹魏时所设，而是东汉旧物。这表明陵墓前置碑、兽、石柱至迟在东汉末期便已较为普遍，三种石刻组合也应确定于东汉时期。

综上，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在始设、造型以及组合等方面均可追溯至东汉。与魏晋时期禁立石刻相比，二者一禁一立，有秩序地设置陵墓神道石刻便成为南朝陵墓有别于魏晋而类同于东汉的突出表现。矗立于陵园、高大醒目的神道石刻，成为南朝陵墓制度追仿汉制的最显著、直观的外在表现。

3.墓葬封土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实，南朝陵墓地面堆筑封土。《建康实录》记载宋武帝初宁陵“周围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27]，陈武帝万安陵“周六十步，高二丈”[28]，陈文帝永宁陵“周四五十步，高一丈九尺”[29]。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如丹阳吴家村南朝墓位于经夯实的圆形土墩中，土墩南北宽28、东西长30、高达8米[30]。丹阳仙塘湾南朝墓封土中包括石块及夯土，厚2-4米[31]。南京罐子山南朝墓封土平面近椭圆形，夯筑而成，现存高度约10米（图二）[32]。南京狮子冲两墓均残存椭圆形封土，夯筑而成，夯层内夹杂少量碎砂石、砖块等[33]。南京白龙山南朝萧宏墓封土呈椭圆形，底周长约50米，距今地表高3米余[34]。

图二　南京罐子山南朝墓平面图

4.谒陵制度　自南朝刘宋开始，谒陵重新成为常设礼仪制度，齐、梁、陈三朝沿袭不改。《宋书·礼志二》对东汉魏晋南朝的谒陵制度作了详细梳理：

汉仪五供毕则上陵，岁岁以为常。魏则无定礼。齐王在位九载，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魏世。

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陵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命曰：“今虽权制释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帢，烦渎无准，非礼意也。至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曰：“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唯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

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

东汉创设上陵礼，谒拜陵墓成为重要的常设礼仪。曹魏时期虽无定礼，然曹丕屡次强调“古不墓祭”，并毁弃曹操高陵寝殿设施，表明禁止谒陵祭祀的决心。司马懿遗诏不得谒陵，至晋惠帝时再次禁止谒陵。两晋时期，谒陵行为虽屡有发生，然多为特例，并不合乎礼制，时人对此也多有非议。刘宋初期，重新恢复谒陵礼仪将其常态化，并特别指明南朝谒陵制度的来源，即“复汉仪也”。

除了寝殿等大型祭祀场所外，南朝陵墓墓前存在简易祭奠设施，如南京狮子冲M2发现的简易砖砌祭台，位于墓葬前方，叠压于墓道填土之上（图版壹，1）[35]。小型墓前亦有类似发现，如南京警犬研究所南朝墓M1前保存基本完整的砖砌祭台（图版壹，2）[36]。

图版壹南朝墓葬的墓前祭祀设施

（二）晋制文化因素

东晋、南朝禅位交替，南朝陵墓制度继承了部分晋制墓葬传统，主要表现在地下墓室部分。

1.墓葬形制　包括单室墓形制、砖砌棺床、直棱假窗和壁龛、甬道设门等。

单室墓形制　墓室的单室化是晋制最为明显的特征，南朝墓葬承袭了这一特点。南朝陵墓均为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砖墓，形制整齐划一。都城建康地区考古发现的大中型南朝墓葬平面形制趋同，几乎均为带甬道的“凸”字形单室砖墓，孙吴、西晋时期常见的前后室、并列墓室等多室墓消失不见，设置耳室现象亦极为罕见[37]。

砖砌棺床东晋中期以后，稍具规模的墓葬墓室后方普遍设置高于墓底且与墓室等宽的砖砌棺床，以放置棺具。南朝墓葬沿用了这一做法，包括陵墓在内的南朝高等级墓葬几乎都设有砖砌棺床，并在棺床上增设长方形石板（石棺座）垫棺。

直棱假窗和壁龛直棱假窗和“凸”字形壁龛在东晋墓葬中盛行，成为东晋南朝墓葬的一种常见构造，设于墓室两侧壁和后壁。南朝早期多为“凸”字形壁龛，南朝中晚期演变为火焰形壁龛（图三）。东晋、南朝直棱假窗和小型壁龛一脉相承。

图三　南朝墓室壁龛与假窗

1.南京隐龙山M2“凸”字形壁龛与假窗　2.南京狮子冲M2东壁火焰形壁龛与假窗

甬道设门甬道内设门的做法在南朝大型墓葬中较为常见。南朝早期为木门、石门并行，中晚期为石门，帝陵级墓葬设两道石门，王侯级墓葬设一道石门。西晋时期部分高等级墓葬在甬道内设门，门的材质有砖、石、木等[38]。东晋帝陵甬道设两道木门[39]，部分高等级墓葬设置一道木门，木门腐烂不存，在甬道两侧壁或底部留下固定木门的孔槽[40]。南朝早期墓葬甬道内设置木门，是东晋木门传统的延续，此后，门的材质发生改变，由木门变为石门，而甬道设门这一做法无疑直接源于东晋墓制。

2.墓内祭祀空间　两晋时期流行单室墓，墓室前部设置砖砌祭台、陶案或陶榻，祭台上及周围摆设祭奠类器物，构成墓内祭祀空间。南朝早期，砖、石质祭祀器具并存；南朝中晚期，高等级墓葬内多设置石祭台（案）和石榻等，石榻外围张挂帷帐，帷帐腐烂，通常仅存插置帷帐竿的石帷帐座。南朝墓内出土的石榻，均遭扰乱破坏，残留有带榫头的小石板（围屏）、带卯眼的石面板（榻座）、器足（榻足）等石榻残件[41]。东晋、南朝祭祀器具形态虽然发生一定变化，然而于墓内设置小型祭祀空间的做法一脉相承，属于同类文化因素（图四）。

图四　南京东杨坊南朝墓平面图

3.随葬器物建康地区东晋高等级墓葬随葬器物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象征出行场景的牛车和陶俑；体现祭祀空间的坐榻、几案、凭几、帐座等；日常生活类（或祭奠用）的盛容器如盘口壶、鸡首壶、耳杯、钵、盏、盘、果盒和各式罐类等。南朝墓葬出土随葬器物大体上并未超出上述类别。南朝墓制进入成熟期后，高等级墓葬随葬器物的具体形态或有演变，如盘口壶和鸡首壶由低矮变得瘦高；器物质地或有变化，如陶榻、陶案、陶凭几、陶俑、陶模型明器部分变为石质，原陶盘、瓷盘并存变为仅用陶盘；种类组合亦偶有调整，如青瓷钵减少，代之以青瓷碗、盏等。但是，随葬器物的整体面貌和内核未见明显变革，均属于相同文化因素和随葬传统的自然演进，而非陡然突变。

（三）南朝文化因素

在追仿汉制和继承晋制的同时，南朝陵墓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本文将其称为南朝文化因素。

1.石葬具南朝高等级墓葬在墓葬构造和随葬品方面出现的石质器具，包括石门、石榻、石祭台、石棺座、石质随葬器物等，可统称为石葬具。大约从刘宋中期开始，建康地区大中型墓葬中出现大量石制品，按性质功能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墓葬设施，包括门、棺座、几案、榻等（图版贰，1）；二是随葬明器，包括人俑、动物俑、凭几、灶、屋等[42]。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南朝石葬具墓例为南京咸墅刘宋罗健墓，墓葬为“凸”字形单室墓，甬道内设一道石门，棺床前部有一长方形石祭台。罗健卒于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重新改葬[43]。使用石门、石祭台等石葬具的罗健墓是南朝墓葬新制确立并得以贯彻的重要标志。两晋时期原为木质、砖质或陶质的同类型器具，至此多改为石质，石葬具成为南朝墓葬区别于两晋墓葬的一个显著特征（图五）。

图版贰　南朝墓葬的石葬具和佛教因素

图五　南京白龙山南朝墓石门正视图

南朝墓葬石葬具的大规模出现最重要、最直接的源头是东汉墓葬用石传统。东汉墓葬用石现象十分突出：地面有神道石刻、石殿或石祠堂；地下有开凿于岩石层的崖洞墓室、模拟黄肠题凑的黄肠石，以及体量宏大的画像石、石棺椁等。东汉墓葬用石主要体现在大体量的墓葬形制上，而南朝墓葬中的石质因素则主要出现于墓室构件、随葬品方面。南朝墓葬中出现的石葬具，在具体形制上未超出两晋墓葬的已有范畴[44]，在材质选择上又体现出对汉制的追求。因此，可将其作为融合晋制与汉制的新型文化因素——南朝文化因素。也有学者提出南朝墓葬石葬具可能受到同时期高句丽墓葬的影响[45]。

经过魏晋近二百年推广，薄葬传统已经根深蒂固，此时再欲恢复东汉墓葬极尽奢华的形态，既缺观念基础，又乏物质支撑。此类耗资不菲的石葬具在南朝高等级墓葬内的盛行，可视为对东汉厚葬制度的有限模仿；同时，石葬具所代表的永恒内涵[46]，或又暗合了南朝政权的土著化进程。

2.佛教因素　南朝佛教盛极一时，都城建康为当时佛教中心之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南朝墓葬也普遍出现佛教因素。南朝墓葬的佛教因素主要包括佛教人物形象类的佛像、僧人、飞天、伎乐、供养人物，佛教护法类的狮子，以及佛教象征物的杂器、佛塔等[47]。

狮子形象　狮子在佛教中被作为护法神兽甚至佛陀本尊，文殊菩萨坐骑即为狮子，狮子形象在南朝陵墓中的出现与佛教盛行密切相关。南朝王侯墓神道石兽，身躯粗壮，张口吐舌，双眼外鼓，双耳竖立，鬃毛自头顶垂至后颈，与梁代僧人所集佛教类书《经律异相》描述的“师子王”形象高度吻合，南朝王侯墓石兽应源于印度风格的狮子形象[48]。南朝神道石柱柱顶的小辟邪以及帝陵甬道两壁狮子图案的砖拼壁画，均为受佛教影响而出现的新造型（图六；图版贰，2）。

图六　丹阳金家村南朝墓甬道两侧壁狮子图案砖拼壁画

莲花、忍冬纹饰　莲花纹、忍冬纹为佛教中常见装饰纹样，此类纹饰随着佛教盛行而大量出现于南朝陵墓装饰中。南朝早期，墓葬用砖多素面无纹饰。南朝中晚期，墓砖普遍模印各式莲花纹、忍冬纹等组合纹饰，不施纹饰的素面砖反而少见（图版贰，3）。南朝陵墓神道石柱柱顶的覆莲状圆盖，为东汉神道石柱所不见，同属于佛教影响下出现的新构造（图版贰，2）。

3.墓室壁画　砖拼壁画是南朝墓葬中极具地域特色和等级标志的装饰方式。南方阴雨潮湿，墓内彩绘壁画极易剥落，因此墓室装饰更多采用模印图案纹饰的墓砖砌筑来呈现。在高等级墓葬中，可见一种用多块模印纹饰砖按特定顺序拼接组成的壁画图案，此类壁画经编号、模印、烧制、拼砌而成，采用模印线条和彩绘双重表达方式呈现。综合已知南朝帝陵墓室砖拼壁画图案及刻铭画像砖，可知南朝帝陵墓室内存在日、月、狮子、守门武士、朱雀、羽人戏龙（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出行卤簿和玄武等砖拼壁画图案，不同图案各有对应位置和惯用自铭[49]，形成一套成熟的墓室壁画系统。南朝帝陵墓室砖拼壁画题材，既有对两汉壁画的继承，又出现新的画像题材、布局组合和呈现方式[50]，是南朝帝陵墓室重要特征之一。

综上，南朝陵墓的汉制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可视的地上陵园空间和谒陵制度方面；晋制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封闭的地下墓室部分；新出现的南朝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石葬具、佛教因素和墓室壁画等方面。南朝陵墓制度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形态（表一）。

表一　南朝陵墓文化因素分析表

三　南朝陵墓制度的形成与确立

晋宋禅代，政权更替并不会带来文化面貌的骤变，南朝陵墓地下墓室部分承袭东晋规制，这一点不难理解；在新兴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佛教因素、砖拼壁画等亦在情理之中。至于南朝陵墓中与晋制迥异而与汉制相似的文化因素的产生缘由，以及南朝陵墓新制得以确立的原因，则可以从南朝开端的刘宋王朝入手进行分析。

（一）刘宋王朝的礼制建设

刘宋初期沿袭了东晋时期的礼制。《通典·礼典序》载“宋初因循前史，并不重述”。《宋书·徐羡之传》载刘宋王朝“开国之制，率遵旧章”。在东晋礼制的基础上，刘宋王朝的礼制修定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宋书·何承天传》记载元嘉年间何承天将《礼论》八百卷删减合并为三百卷，暗示礼制发生了重要变革。《宋书·文帝纪》记载，至宋文帝元嘉年间，“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表明刘宋王朝的礼仪制度建设已基本完成。宋孝武帝时又实施了一系列礼制改革，如设王畿、建明堂、造五辂等，塑造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51]，标志刘宋礼仪制度的确立。

南朝四代禅让更替，礼仪制度大体一脉相承，未有根本更改。《南齐书·礼志上》记载南齐永明二年（484年），尚书令王俭受诏制定新礼，“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萧梁国祚较长，政权稳定，文化发达，在礼制方面颇有建树。《通典·礼典序》曰：“陈武帝受禅，多准梁旧式。”萧梁礼制体系，又基本为陈朝所承袭。

刘宋王朝的礼制建设是南朝墓葬形态变化、墓葬新制确立的制度基础。《宋书·礼志二》记述刘宋元嘉年间重新恢复东汉时期创立的谒陵制度，云“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其礼制建设之导向可见一斑。有研究认为，刘宋创造者刘裕自诩汉室苗裔，晋宋禅代，时人多以为再造汉室，刘宋也以此自居，在丧葬一事上有意与晋切割，而模仿汉朝[52]。事实上，南北朝双方对汉制墓葬传统均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也有学者从南北朝正统之争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53]。两种观点均不失为独到的解释路径。刘宋王朝“复汉仪”的深层次原因虽一时难以确考，但将刘宋比附于汉代（尤其东汉），的确是当时一种舆论倾向。如《宋书·王弘传》云：“晋纲弛紊，其渐有由。……高祖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为也。”以（东）汉初之风一扫（东）晋末之弊，指向明确。《宋书·文帝纪》亦曰：“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此类言论，虽虚虚实实且不无过誉之嫌，然足可知刘宋礼制建设中的“复汉仪”倾向并非虚言。

（二）南朝陵墓制度的确立

建康东晋政权是洛阳西晋政权的延续，理论上没有放弃收复中原、还都洛阳的政治理想。东晋帝陵不设封土，不置神道石刻，陵园简化，一方面沿袭了中原西晋墓葬制度；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东晋统治者抱有日后恢复中原、迁葬旧土的想法有关[54]，仅视建康为暂时落脚地，故而葬事从简。随着历次北伐失败，收复中原、还归故土遥遥无望，“土断”政策推进，政权的南方土著化色彩日渐浓厚。陵墓不再是暂时埋葬之地，而成为“万世所宅”（《南齐书·武帝纪》），墓葬制度亦为之一变。

随着南朝礼制建设的完备，南朝墓葬制度也逐渐确立。各类墓葬中，等级最高的帝王陵寝对礼制变革最为敏感，起到表率作用。如南朝第一座帝陵宋武帝初宁陵一改东晋帝陵不堆封土、不立石刻的形态，宋文帝更将谒陵常态化、制度化，并特别表明此举为“复汉仪”。这些现象无不提示陵墓制度已然发生了变化。南朝高等级墓葬紧随其后，石葬具、佛教因素、墓室壁画等各种新兴要素陆续出现，臻于完备。其中，石葬具出现最早，是南朝墓制形成确立的重要标志。刘宋初沿用东晋礼制，南朝初期墓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继承了东晋遗制[55]。考古发现表明，刘宋初期墓葬面貌与东晋基本一致，以石葬具为代表的南朝文化因素未有明显体现。如永初二年（421年）谢珫墓和元嘉十一年（434年）钟济之墓，均为“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甬道内设一道木门，墓室两侧壁和后壁均有直棱假窗和“凸”字形壁龛，墓室后部为砖砌棺床，棺床前方有砖砌祭台，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与东晋墓葬并无区别[56]。此后，墓葬形态逐渐变化，出现局部使用石葬具的墓例，如南京司家山M1甬道设木门，墓内出土石棺座、石俑、石墓志[57]；南京前新塘南朝墓甬道设木门，墓内出土石祭台[58]。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的南京咸墅村罗健墓，甬道设一道石门，棺床前有一长方形石祭台[59]，为目前所见南朝最早使用石门的墓例，表明刘宋墓葬新制在此时已经确立并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推广。最终石葬具在高等级墓葬内的全面展开，如被推断为刘宋中晚期的南京隐龙山南朝墓，三墓形制相同，均为一道石门，墓内设有石棺座、石祭台，随葬有石俑、石灶、石屋、石墓志等石质器物[60]。此后，佛教因素、墓室壁画等陆续加入并大量出现，南朝墓制最终定型。

南朝墓制的一脉相承，在高等级的陵墓层面体现尤为明显。刘宋帝陵未有发现，目前发现的萧齐（丹阳仙塘湾、金家村、吴家村三墓）、萧梁（南京狮子冲两墓）、陈朝（南京罐子山大墓）帝陵级墓葬形制相同、规模相近，面貌一致，正是其一致性的直观体现[61]。刘宋时期创立的陵墓制度，在南朝四代得到较好的传承。

四　结 语

本文综合现有考古发掘资料、文献记载信息和地面石刻情况，在把握南朝墓葬整体面貌的基础上，从考古学汉制、晋制概念入手，分析南朝陵墓的文化因素构成，进而尝试探讨其形成确立和制度渊源。南朝陵墓中的陵园寝殿、神道石刻、墓葬封土等地上陵园部分和谒陵制度方面追仿东汉陵墓制度，表现出恢复汉制的意图；墓葬形制、墓内祭祀空间、随葬器物构成等地下墓室部分主要继承晋制传统；并有新兴的石葬具、佛教因素和墓室壁画等南朝文化因素。南朝陵墓中的汉制文化因素源于刘宋政权的礼制建设，晋制文化因素源于对东晋墓制的惯性继承，南朝文化因素则反映了南朝政权逐步土著化进程及新兴文化的影响。

地下墓室一经埋葬便成为难以观瞻的密闭空间，地上陵园和谒陵制度就成为表达政治倾向的重要展示“窗口”。刘宋王朝的统治者通过高大的封土、宏伟的石刻、声势浩大的谒陵活动等陵墓制度的持续可视场景，高举“复汉仪”的旗帜，进行礼制变革，墓葬制度成为礼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宏观而言，南北朝墓葬制度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北朝墓葬亦存在墓室单室化现象，出现封土、神道石刻等设施。南北朝墓葬对汉制、晋制均有不同程度的选择性模仿，地下墓室沿袭晋制单室墓形制的同时[62]，地上部分模仿汉制，出于偶然抑或有内在联系，其中原委，值得进一步探讨。南北朝陵墓制度，既继承了魏晋以后墓葬形制不断简化的薄葬传统，又在外观上营造出追仿汉制的视觉印象，最终随着时代发展融合汇入后世的唐代陵墓制度。

附记：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京明代徐达家族墓地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LSB001）的阶段性成果。

附表　南朝高等级墓葬信息简表

[1]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

[2]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3]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4]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5]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第5期。

[6]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桂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第12期。

[8]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萧象墓》，《文物》1990年第8期。

[9]南京市博物馆、栖霞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12期。

[10]赵胤宰、韦正注意到东晋、南朝陵墓制度的差异，分析了南朝陵墓的特征和渊源（赵胤宰、韦正：《南朝陵寝制度之渊源》，《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付龙腾认为南朝陵寝制度在师古、任己两端各有取舍（付龙腾：《试析南朝陵寝制度的两大取向》，《东南文化》2020年第4期）；耿朔认为刘宋孝武帝礼制改革推动南朝陵墓制度的建立（耿朔：《宋孝武帝礼仪改革与南朝陵墓新制的形成》，贺西林主编《汉唐陵墓视觉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均为对南朝陵墓制度构成和渊源进行探讨的有益尝试。

[11]吴桂兵：《两晋墓葬文化因素研究》，1-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12]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

[13]俞伟超：《中国魏晋墓制并非日本古坟之源》，氏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韩国河：《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文史哲》1999年第1期；李梅田：《中原魏晋北朝墓葬文化的阶段性》，《华夏考古》2004年第1期；吴桂兵：《晋代墓葬制度与两晋变迁》，《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韩国河、朱津：《三国时期墓葬特征述论》，《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古》2012年第4期；霍巍：《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考古》2015年第2期；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李梅田：《从考古志到考古学——兼谈历史考古研究方法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5期。

[14]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93-98页，开明出版社，2016年。

[15]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10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16]梁云、王璐：《论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考古》2019年第1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373-376、3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8]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10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20]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古》2012年第4期。

[21]韦正：《东晋墓葬制度的考古学分析》，《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

[22]西晋墓前石柱实物现存两件，为西晋韩寿墓石柱和苛府君墓石柱，分别见汤淑君：《晋故骠骑将军韩寿墓道表》，《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刘习祥、张英昭：《博爱县出土的晋代石柱》，《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水经注》记述了西晋司马士会墓地表的碑、石柱，并详细描述了石柱的形态，见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二三“阴沟水”条，554页，中华书局，2007年。

[23]李蔚然：《东晋帝陵有无石刻考》，《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24]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228页，中华书局，1986年。

[25]杨晓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2006年第8期。

[26]杨泓：《谈中国汉唐之间葬俗的演变》，《文物》1999年第10期。

[27]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389页，中华书局，1986年。

[28]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759页，中华书局，1986年。

[29]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768页，中华书局，1986年。

[30]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31]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

[32]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33]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34]南京市博物馆、栖霞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12期。

[35]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36]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警犬研究所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

[37]西善桥黄法氍墓和东善桥砖瓦一厂M1为仅见的设置耳室的墓例。两墓耳室均对称设于甬道两侧，耳室矮小，外伸幅度未超出墓室宽度，整体而言仍属于“凸”字形单室墓的范畴。分别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南朝墓》，《文物》1993年第11期；南京市博物馆：《江宁东善桥砖瓦一厂南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38]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古》2012年第4期。刘文采用了“封门”的概念，将甬道口的封门墙亦计入在内；本文所涉为设于甬道内的门，因实际功用并不明显，故等级性更加突出。

[39]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40]墓葬甬道设置一道木门的包括琅琊王氏（如推测为王廙墓的南京象山M7）、琅琊颜氏（如颜谦妇刘氏墓、颜綝墓、颜镇之墓）、太原温氏（如温峤墓、温式之墓）、广平李氏（如李缉墓、李纂墓）等东晋高门大族墓葬。分别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2002年第7期；《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

[41]周庭熙：《论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明器榻》，《东南文化》2017年第1期。

[42]耿朔：《宋孝武帝礼仪改革与南朝陵墓新制的形成》，贺西林主编《汉唐陵墓视觉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

[43]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淳化咸墅南朝罗氏家族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10期；王志高、许长生：《南京淳化新见南朝罗氏地券考释》，《文物》2019年第10期。

[44]如前文所述，南朝墓葬石葬具主要包括石门、石棺座、几案、石榻和石质明器等方面，而其对应的甬道设门、垫棺支座、祭祀空间等墓室构造和随葬模型明器等现象，在两晋墓葬尤其东晋墓葬中已较为成熟常见。因此，或可称南朝石葬具的“附着”形态，源于两晋墓室内固有设施的延续，但因材质的陡然改变，其整体内涵相较晋制已有较大发展。

[45]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考古》2013年第12期。

[46]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122、1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7]韦正：《试谈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

[48]杨晓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2006年第8期。

[49]左骏、张长东：《模印拼砌砖画与南朝帝陵墓室空间营造——以丹阳鹤仙坳大墓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7期。

[50]刘卫鹏：《东晋南朝画像砖的承继与流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1]户川贵行：《刘宋孝武帝礼制改革同建康天下中心观之关系考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编委会《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4卷，中华书局，2014年。

[52]赵胤宰、韦正：《南朝陵寝制度之渊源》，《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

[53]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考古》2013年第12期。

[54]李蔚然：《东晋帝陵有无石刻考》，《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55]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56]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珫墓》，《文物》1998年第5期；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南朝刘宋墓》，《考古》2013年第4期。

[57]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

[58]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前新塘南朝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59]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淳化咸墅南朝罗氏家族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10期。

[60]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南京隐龙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

[61]许志强：《试析南朝陵墓的墓室规制——基于考古资料数据校核的考察》，《南京学研究》第9辑，南京出版社，2024年。

[62]南北朝墓葬以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墓为常态，北朝墓葬采用了西晋近方形墓室，墓顶为穹隆顶；南朝墓葬沿用了东晋长方形墓室，墓顶以券顶为主，仅少量帝陵级别的特大型墓葬采用了穹隆顶形态。

作者：许志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考古学报》 2025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