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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曾志曾被派往广东工作，担任广州电业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并且是广东省委委员。她和丈夫陶铸，长时间在广东地区共同工作，为改革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66年，陶铸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此时，曾志身体状况不佳，便请假到北京进行疗养，陪伴丈夫陶铸。两人一同度过了漫长而又难熬的岁月。在北京的日子里，陶铸的病情日益加重，恶心呕吐、全身酸胀，尽管做了手术，病情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曾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劝陶铸：“如果忍不住，就哼几声吧，或许会稍微好一点。”然而，陶铸始终不愿示弱，他咬紧牙关，坚决摇头拒绝。

1968年，曾志的内心焦虑日益加剧，陶铸的病情让她心力交瘁。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找到曾志，告诉她陶铸将被送往安徽合肥疗养，而曾志则可选择随行或者返回广东。曾志把这一决定告诉陶铸后，陶铸沉默良久，最终做出了决定：他要自己前往合肥，而曾志不必陪伴。“你不要陪我去了，我的日子不多了，你去了也帮不上忙。”陶铸平静地说道，显得异常坚决。看到丈夫如此沉稳，曾志虽心疼不已，但还是选择尊重丈夫的决定。

这对夫妻，历经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却在最后一次分别时，不禁落下眼泪。曾志泪眼朦胧地看着丈夫，陶铸也握住她的手，安慰道：“不要难过，想到那些早已牺牲的战友，我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谢谢你，曾志，你一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陪在我身边。”

1968年10月18日，陶铸带着家人的照片，一步步走向汽车，曾志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两人紧握双手，互道“千万保重”。陶铸上车后，曾志目送丈夫的车驶离，目光紧跟着那辆车的离去，她清晰地看见，陶铸虚弱的身躯将脸贴在车窗上，隔着玻璃，向她挥手告别。这一幕，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后的相见。

陶铸最终在安徽合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饱受疾病的折磨。而在遥远的地方，曾志始终挂念着他。1969年11月30日，陶铸告别了人世，与曾志永远告别。

在陶铸去世前，曾志曾在北京短暂停留，毛主席曾亲自为她批示：“曾志同志，你来北京是为了疗养，就留在北京。”然而，曾志还是在1969年11月动身前往广州，最终被安排到粤北的翁源县渔溪大队。此时，曾志已经接近六十岁，年事已高。

她住在简朴的邱屋，与当地百姓一同劳动。她的住处虽然简单，但她从战争的艰难岁月中走来，面对困难依旧毫不畏惧。即便年事已高，曾志依然选择与百姓一同劳动。尽管身体的力量已不如往昔，曾志依旧坚持每天参与劳动，偶尔因过度劳累感到气喘吁吁，肩膀酸痛，但她从未言弃。

在邱屋的日子里，曾志的身体逐渐承受不住高强度的劳动，于是她鼓起勇气，向远在北京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由于广东潮湿的气候和繁重的劳动，已不适合她继续在这里生活。她请求调往北方工作，不久后收到了周总理的批示，同意她调往北方。

1972年，曾志整理好行囊，准备前往陕西临潼的干休所，广州军区为她办理好了相关手续，并专门安排人陪同前往。在临别时，那些与她朝夕相处的百姓纷纷前来送行，许多人眼含泪水。曾志也深受感动，最终，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家，踏上了前往陕西的路程。

在西安短暂停留后，曾志被安排在陕西临潼的干休所。她在这里得到了热情接待，并且住进了宽敞的平房。她在房前屋后种植了果树、蔬菜以及菊花和月季花，生活简单却充实。然而，曾志逐渐发现，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都由不同地方处理，这让她觉得非常不便。于是，她决定写信给毛主席，提出希望能够将所有事务统一交给干休所管理。

不久后，毛主席亲自做出了指示，给了曾志两个选择：一是留在西安，由省委安排工作；二是返回北京。这个消息让曾志感到惊讶，她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回到北京。考虑到自己对北京更为熟悉，曾志决定选择回到北京，并迅速向陕西省委同志表示了自己的决定：“请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愿回北京工作。”

1973年，曾志回到了北京，她首先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告诉她：“既然来北京，就不需要再从事具体工作了，可以算是离休，由中组部供养。”党组织为她妥善安排了住处与生活。

即便在1977年，曾志已经66岁，仍然回到了工作岗位，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即使在1983年正式离休后，曾志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献出了她的心力。她的晚年岁月在北京度过，直到1998年，她在北京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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