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讲了湖南邵东团山禹氏后裔、近代名人禹之谟的故事。事后，许多老乡与我讨论，觉得禹之谟实在是太可惜了。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活到中华民国成立后，凭借他在同盟会中的资历和资格（既是最早的会员，又是湖南分会首任会长），他大有可能成为湖南省的省长（都督）。与后来的谭延闿、程潜等人相比，禹之谟的履历和资格都更为显赫，令人惋惜。

这番话虽然充满了遗憾，但也确实有一定道理。历史不容假设，唯有遗憾。然而，这番话激起了我对谭延闿一生的思考。于是，我将自己的一些看法整理成文，尝试分享我的感悟。

谭延闿常被誉为民国时期的“第一完人”，因为他的各方面表现堪称完美。从出身来看，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是科举时代的进士，曾担任过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高职。可见，他从小便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是地地道道的“官二代”，享有贵公子的身份。

而在学历方面，谭延闿在24岁时参加科举会试，便一举夺得会元的殊荣，这不仅填补了湖南两百多年未曾有人获得会元的空白，也使他在参加殿试时，本应获得状元之位。因为与谭嗣同同姓，谭延闿才被降为二等进士，略显遗憾。

至于做官，谭延闿更是民国政治的顶级人物。他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位，达到了政治的巅峰。除此之外，谭延闿在艺术上的造诣同样不容小觑，他被誉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楷书造诣可谓独步天下。此外，他还是著名的美食家、湘菜大师，祖庵湘菜就是他亲自发明的，至今广为流传。

所有这些成就无疑证明了谭延闿的卓越与非凡。然而，若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谭延闿最值得钦佩的地方并非他那辉煌的出身、学识、做官或艺术成就，而是他深谙官场之术，懂得如何灵活应变、保全自己，简直是一个典型的“官精”。

谭延闿在官场的精明，体现在他对于时局的精准判断及其应对策略上。在清末，他的官场经历可谓曲折丰富，民国初期与程潜、赵恒惕等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引人注目。不过，我这里想讲的，是谭延闿在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后，主动让位给蒋介石的事情。

民国初期，谭延闿通过坚定地追随孙中山，赢得了国民党的支持，并因此逐步升至高位。1926年1月，他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9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谭延闿出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谭延闿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从1926年1月到1928年10月，谭延闿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然而，在这一时刻，谭延闿并未因掌权而沉醉，反而凭借其深厚的政治眼光，选择了激流勇退。当时，蒋介石已经通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指挥北伐战争，不仅牢牢掌控了军权，还击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地位强大的对手，逐步统一全国。此时的蒋介石已将谭延闿远远甩在身后，成了更强大的对手。深知自己无法与蒋介石抗衡，谭延闿做出了主动让位的决定。

蒋介石最初并不急于接过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还装作谦让。但谭延闿显然明白蒋介石的心意，于是他公开表示坚决辞职。最终，蒋介石于1928年10月合法地、顺利地接任了国民政府主席，而谭延闿则继续担任行政院长直到去世。

谭延闿去世后，蒋介石深感其早逝的可惜，对谭的丧事格外重视，特地将他安葬在中山陵孙中山墓旁，几乎与帝王般的规格。据信，谭延闿去世前曾嘱托蒋介石照顾自己的小女儿谭祥，蒋介石也没有忘记这一承诺，后来为谭祥物色了一位丈夫——国军一级上将陈诚。

蒋介石一生有许多宠臣，但他对陈诚的赏识与信任堪称无与伦比。蒋介石败退至台湾之前，专门安排陈诚赴台湾担任省长，实际将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了他。后来，陈诚又成为台湾当局的行政管理机构院长、副领导人，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蒋介石对他的依赖可见一斑。

回顾谭延闿的一生，他的确是一个“高人”。他不仅在学术、官场、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而且在自己身后事宜的安排上也展现出了非凡的远见与智慧。不过，这样一个几乎在各方面都称得上“赢家”的人，却有一样无法赢得，那就是命运。

1930年9月，谭延闿在南京检阅部队时，突发脑溢血，倒地不起，终年50岁，令人惋惜不已。

作者简介： 陈胜乔，湖南邵东人。曾任期刊编辑，后在企业担任高级传播主管十余年。现业余从事乡土历史地理写作，致力于普及历史常识，尤其是大邵阳的乡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