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中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云南人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有着耀眼的光辉。云南成了诸多历史大事件的核心，或许可以说，它是很多重大历史进程的主角之一。从中法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护国护法到靖国北伐，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一系列和平起义，云南人始终以其不屈的英勇，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历史篇章。

走进1916年2月，当时的云南护国第二军在广东与当地的云南人龙济光、龙觐光两兄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对兄弟一直忠诚于清朝和袁世凯，他们认为袁世凯是正统，视其为国家的领导，而忽视了当时正在发起的护国革命。对袁世凯的忠诚，虽然从某种角度看是忠义，但革命派认为这是“愚忠”。

龙氏兄弟虽然忠诚于袁世凯，但也拥有广东的军队和地盘，若他们倒戈支持唐继尧或孙中山的革命阵营，依旧能享受荣华富贵。然而，他们依旧选择了忠诚，最终和袁世凯一样走向了失败。巧合的是，这对龙氏兄弟以及他们的军队，原本就都是云南人。在护国战争中，双方的激烈对抗，实际上是云南人与云南人之间的对决。

当时，龙氏兄弟的滇军与护国滇军在韶关展开了殊死搏斗，双方的命运就在这场战斗中得以定夺。韶关战役成为了龙氏兄弟的背水一战，若胜利，他们能够继续控制广东、海南，甚至广西和福建的一部分；若败北，则会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这场战斗直接决定了龙氏兄弟的生死存亡。

韶关之战由滇军名将张开儒（云南巧家人）指挥，双方投入了大量兵力，准备一决高下。龙氏兄弟被逼至绝境，双方都认为这场战斗的胜负决定了未来的政治格局。对于护国滇军而言，韶关之战不仅仅是一场战斗，它是他们进入广州，触及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最后机会。

尽管韶关之战是一场大规模的决战，最后的结局却出人意料。仅仅经过三天的激烈对抗，龙氏滇军便被彻底击败。护国滇军的胜利几乎没有遇到太多阻力，龙氏滇军丢弃阵地逃跑时，护国滇军竟然并未追击。这其中的原因至今依然成谜，毕竟，云南人之间为啥要拼命对抗呢？

龙氏滇军的溃败，实则与一位叫鲁梓材的云南人密切相关。鲁梓材是云南江川人，当时担任护国滇军的一名连长。他与同乡的唐淮源、金汉鼎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同班同学。这个班级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了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朱培德和开国元勋朱德。朱培德在1935年国府第一次授衔时名列八大一级上将之中，朱德与叶剑英也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

回到韶关战役，鲁梓材因其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赢得了“炮神”的美誉。特别是在战斗关键时刻，他亲自指挥炮兵，用大炮连续三发精准打击敌军的要害：帽子山弹药库、城门和都署，三炮均命中目标。尤其是帽子山弹药库的爆炸，震天动地，山崩地裂，火光冲天，犹如九级地震，整个山体都在剧烈震动。龙军因此大乱，士气崩溃，整个阵营如潮水般溃散。龙氏兄弟被逼得仓皇逃往海南。

从此，第一代客籍滇军，即龙氏滇军，正式退出了广东，而护国滇军则成为了第二代客籍滇军，驻扎在广东。唐继尧时代的滇军，战斗的足迹遍布全国，甚至最远打到了湖北、陕西。那个时候，南方的八九个省，基本上都是滇军的地盘。

黄埔军校的前身，实际上便来源于滇军在韶关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分校。后来，黄埔军校在韶关也成立了分校，这一切的背后，都得益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影响力。民国时期，滇军曾三次大规模出滇征战，第一代和第二代滇军活跃在两广、四川、江西，尤其是广东；第三代滇军则将抗日作为主线，主要战斗在苏北、湖南、江西等地。

滇军的60军曾北上抗日，第一次休整是在湖南株洲的醴陵，后又在台儿庄战役之后返回此地补充休整。60军的长春起义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入朝前，也在株洲、醴陵等地训练。滇军的58军也主要活动在株洲境内，参与了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南昌战役等多场战斗。进军江西时，58军的出发地便是株洲的攸县。

因此，这些地方也成为了滇军的“火种”之地。如今，许多在云南做生意的湖南、广东朋友，自称祖上是云南人，甚至有人宣称自己的祖先就是哈尼人，直言自己是客籍滇军的后裔。经过世代繁衍，他们在这些地区生根发芽，传承着滇军的精神与遗产。

云南不仅是英雄的摇篮，还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炮神”。放炮的技艺，在云南被视为一种绝技，其中有一炮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1944年9月7日下午，云南龙陵县松山的子高地发生了震撼历史的一幕，那时的横谷阵地，现称为马路唐阵地，至今还可以看到炮弹爆炸后的大坑。

这一炮，乃是云南盈江人、时任第八军副军长的李弥亲自指挥的。山头的阵地瞬间削去数十米，成为小鬼子口中三次玉碎战中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没有任何小鬼子能够生还，也因此成了日军永远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