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立旭

邓力群与刘少奇的交往始于延安时期，当时根据组织安排，邓力群负责接待刘少奇来马克思列宁学院讲课。两人因此结识，随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刘少奇的言行对邓力群产生了深远影响，邓力群也获得了刘少奇的高度信任，曾在其身边工作，二人的关系日益密切。

刘少奇关于修养的报告对邓力群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37年，邓力群抵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边学习边工作。1938年5月5日，适逢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邓力群被调入该院，经过三个月学习后，担任教育科长，负责制定教学计划。教学计划的重点之一是邀请中央领导人讲课。尽管马列学院有固定教员，但重要课程多由党内著名革命家和理论家担纲，他们虽非学院固定教员，却讲授关键课程，深受学员欢迎。邓力群倾注大量精力于请中央领导人来讲课。马列学院坐落于延安城北七八里外的蓝家坪，与中央所在地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工作需要和地理位置的便利使邓力群得以与中央高级领导人频繁接触。邓力群与刘少奇的结识便缘于此。

延安马列学院规定学员学习期限为六个月，分为前后三个月，课程内容各异，唯有党建课贯穿始终。1939年7月，邓力群完成第一期培训班前半课程后，原负责讲授党建理论的康生因工作繁忙无法继续，建议请刘少奇来讲党建课。康生特别介绍刘少奇是党的老干部，经验丰富，现任中原局书记，正好来延安汇报工作，建议请他授课。邓力群采纳意见，代表马列学院联系刘少奇。彼时延安党内干部关系紧密，沟通直接，刘少奇住在张闻天家中，而张闻天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这使得邀请工作顺利进行。刘少奇坦言党建内容繁多，时间有限，只能讲其中一部分，特别提出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邓力群欣然接受，随即安排授课时间。

刘少奇先后多次在马列学院授课，每次长达三四小时，主讲共产党员的修养。其讲课内容深刻，引用广泛，结合党史经验，言辞沉稳，神态自然，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邓力群每次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课后反复温习整理，刘少奇关于修养的教诲成为邓力群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此前，邓力群认为共产党员只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具备坚强意志和组织能力，但刘少奇的讲解使他明白，党员修养的重要性非同小可。邓力群回忆道，刘少奇讲的许多道理他此前从未听闻，终身受用。

刘少奇讲授共产党员修养后，在延安引起广泛反响。首场讲课结束后，马列学院学员传为佳话，称赞刘少奇授课内容丰富，极具教育意义。延安其他部门干部，包括中宣部、中组部等中央机关同志纷纷旁听，听众迅速增加，教室容纳不下，马列学院临时将课堂迁至中央大礼堂。刘少奇便在那里完成了该课程的全部讲授，随后返回前线。

虽然刘少奇离开延安，但其讲课影响持续扩散。马列学院同志包括邓力群将讲稿记录、核对、整理成文字稿，刘少奇再次来到延安时，亲自修改并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发表于《解放》杂志。邓力群再次认真研读，获得新启发。此文后被毛泽东选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之一。

◆1943年，刘少奇在延安。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邓力群的思想觉悟和党性修养提升起了关键作用。邓力群晚年常常思考其中要义，他指出刘少奇为何要讲此题，因为这是关乎一个人如何成为真正共产党员的根本问题，是保证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刘少奇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体会深刻，别具一格。邓力群在与年轻同志交谈时强调，刘少奇的这篇文章核心要求共产党员坚守共产主义信念，忘却理想者不配称为党员，党员应培养最高尚的美德。

刘少奇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亦深刻影响邓力群。邓力群晚年讲述了一段1943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阶段的经历。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邓力群被总学委请去审查一名女同志，该同志曾在河南加入党后又加入一个国民党特务机构“复兴社”的外围组织“忠义社”，且未向党组织汇报。总学委怀疑她身份，令邓力群展开调查。初谈无果，邓力群持续追问一周，女同志最终表示愿向刘少奇坦白。恰逢刘少奇回延安整风，邓力群汇报情况，刘少奇同意由她直接向其说明。女同志坦白后，刘少奇严肃询问邓力群是否有其他调查材料，未发现额外证据即警告其不应无凭无据施压，批评其“左”倾冒险主义。邓力群回忆此事，称刘少奇批评极其尖锐，对其终生难忘，强调审查需依据证据，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刘少奇不论对熟悉还是陌生的同志，只要发现问题，均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展现了坚定的党性原则。

刘少奇对工作和同志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作风对邓力群影响深远，终生受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秘密代表党中央访问苏联，邓力群作为随行人员之一被调至北平，始料未及。作为代表团秘书之一，邓力群负责起草聘请苏联专家协助新中国建设的文件，该文件由王稼祥审核，刘少奇最终定稿。访问期间，邓力群参与多项重要活动，但最重要的任务是被刘少奇委派赴新疆争取和平解放，这段经历邓力群记忆尤为深刻。

◆1949年8月，邓力群在新疆伊宁市。

当时新疆局势复杂，美国策划西北地区反共政治力量联合，扶持新疆“独立”阴谋，意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并谋求国际承认。为防止分裂势力成功，党中央决定提前于1949年解放新疆，并急需派遣能人赴疆谈判。考虑到路线远近及时效性，刘少奇与毛泽东商议后决定派正在访苏的邓力群直接赴疆，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联络各方。邓力群单枪匹马进疆，建立特殊通讯电台，确保与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虽有三名苏联助手随行，均负责通信，实质工作全由邓力群一人承担。

刘少奇选定邓力群承担重任，体现了对其能力的高度信任。尽管任务艰巨，邓力群毫无怨言，欣然接受，晚年回忆称虽无经验但心怀喜悦，因能参与国家统一事业。

◆1950年6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与包尔汉、赛福鼎、邓力群（右一）合影于全国政协会议期间。

出发前，刘少奇细心与邓力群交谈，强调任务重要，要求详细了解新疆各方面情况，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及风俗资料，特别关注敌我双方军事动态，并强调凡事必须请示中央，严禁擅自行动。刘少奇交代有关同志给予邓力群充足经费支持。正是刘少奇的信任与委托，使邓力群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关键作用，为祖国统一贡献良多。

五十年代初，党中央工作任务繁重，刘少奇提议将邓力群调入中央办公厅，任中办第一办公室组长及书记处办公室组长，协助刘少奇及其他中央领导。邓力群随即被安排至刘少奇的办公地点工作，实质上担任其政治秘书。然而，刘少奇自律严苛，反对秘书称谓，强调工作人员无名分但专注于支持其工作。邓力群晚年回忆，刘少奇曾召集办公室成员明确表态：“你们工作是秘书性质，但不赋予名分。”

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邓力群，见证了刘少奇建国初期的繁忙与严谨，尤其是他对自己及周围工作人员严以律己、敢于直言的品格，对邓力群影响极大。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