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历史杂谈中提到王亚樵时，总是充满了浓厚的英雄浪漫主义色彩。人们常常将他描述为一位爱国的侠客，力挫敌酋，虽身处草莽，却心怀天下，并策划了炸死日方特使白川义则等惊天壮举。许多人在听到他的名字时，便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那股桀骜不驯的英勇气概，把他视作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样的”人物。

然而，在解放后，一位曾与王亚樵有着深厚交情的老革命老干部回忆中，王亚樵的形象却大为不同。这位回忆者便是宣济民，曾被誉为“民国神侠”。宣济民与王亚樵是安徽合肥的老乡。早年，王亚樵因在安徽的政治活动未能得到支持，最终与当地政界的主导力量发生冲突，导致他不得不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谋生。当时，宣济民正在上海的日华纱厂工作，恰好因老乡的缘分，两人相识，后来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来往。

然而，1931年7月23日发生的一起刺杀事件，使得两人的名字开始紧密相连。当天，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遭遇暗杀，身旁的秘书也因中弹不治身亡。尽管王亚樵始终未能被证明为幕后主谋，但国民党当局却将目光转向了与他关系密切的宣济民。1933年6月，宣济民因涉嫌与王亚樵合谋刺杀赵铁桥，并与宋子文的刺杀未遂事件相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四年后，宣济民得以出狱，而王亚樵已经在一年前被军统暗杀，时至今日，已过去整整半年。

回忆起与王亚樵的往事，宣济民给予了一个相对直白的评价。在他朴实无华的叙述中，层层去除了后世传说和传奇色彩，反而以独特的历史视角呈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王亚樵。在宣济民的记忆里，王亚樵虽然声称自己反共反蒋，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宣济民提到：“‘四一二’蒋介石发动的大屠杀，王亚樵和杨虎这些人都拍手称快。”他还补充道，王亚樵曾在1928年网罗南京下关的许多流氓，破坏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津浦路总工会”，导致工会在浦口的坚强组织受到重创，地下党在这一带的活动也变得更加困难。

至于王亚樵常被后世歌颂的爱国壮举——策划刺杀日酋白川义则，宣济民则提供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视角。金水山，这位韩国地下党成员，原本在日本学习过炮兵，后来来到中国，并在南京国民党炮兵学校任教。在淞沪抗战期间，金水山曾指挥炮兵攻击日本的装甲运输车，取得了显著的战绩。宣济民与金水山相识是在监狱里。当时，宣济民因卷入刺杀宋子文案被捕，而金水山因杀害一名亲日派美籍韩人被关押。1933年8月31日，柳寅发这位亲日派的旅沪美籍韩人在上海租界内被暗杀，金水山成为嫌疑人，最终在黄浦江上被上海市水巡总队抓获，并被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根据宣济民的回忆，他和金水山常常无话不谈。有一次，他们谈起了白川义则被炸身亡的事件，金水山非常肯定地告诉宣济民：“炸白川事件是韩国地下党干的，是有组织的行动，与王亚樵他们没有关系。”后世曾有流传说法，称王亚樵为安昌浩提供了四万元资金，支持策划刺杀白川义则，而安昌浩再将资金交给金九，由金九等人执行暗杀行动。许多人认为王亚樵在幕后参与了这起震动中外的刺杀事件，但事实上，不论是金九在《申报》上的公开信《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还是金九后来的回忆录《白凡逸志》中，都没有提及王亚樵。直到1982年之前，史料上也未曾提及王亚樵与刺杀事件有任何关联。而王亚樵参与刺杀的说法最早是由1983年王亚樵的弟弟和侄子提出的，这一说法至今引发了历史学者的质疑，其可信度难以令人信服。

在宣济民的记述中，王亚樵与白川义则刺杀事件的关系，显然被否定了。对于王亚樵的评价，宣济民与许多后人的看法截然不同：“王亚樵这个人，生活糜烂，玩世不恭。他是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就听谁的，简直就是一个反面人物。”他的话语直截了当，反映了王亚樵在宣济民眼中的真实面貌，而这与后世一些英雄化的描绘大相径庭。

历史的变迁让许多曾经参与其中的人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正是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回忆和记述，我们才能更真实地了解那段历史，看到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理解那些曾经在历史洪流中涌动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