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汉末历史时，许多人对关羽败走麦城的事件始终心存疑虑，尤其是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位投降行为让人无法理解。两人都是刘备的重要信任，将领，分别担任着南郡太守和公安太守的职务。南郡的江陵被视为荆州的第二重镇，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而公安作为刘备在荆州的原治所，是长江南岸的门户。更何况，糜芳还是刘备的亲舅子，拥有极高的地位和信任。这样的背景下，这两人为何会毫不抵抗地投降敌人，甚至背叛了刘备和关羽？

一花一世界，一人一江湖。在这背后，潜藏的是令人痛心的人性问题。在史书中，这段历史通常被模糊处理，避免人们对传统价值观产生不良印象，甚至给人一种半途而废的感觉。今天，我们不妨深入探讨这一事件的真相，或许我们的历史观念也该得到一定的修正和调整。

糜芳和傅士仁之所以被刘备委以重任，不是偶然的。江陵作为荆州的第一重镇，控制着长江与汉江的水道枢纽，战略意义重大，而公安则是刘备借江陵控制荆南的重要基点。两座城池对刘备的江南防线至关重要，而这些重任本应交给能够担当的将领。然而，事实的发生却让人感到意外。

那为何刘备会选择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人呢？难道是刘备和关羽在识人用人方面出现了失误？其实并非如此。糜芳和傅士仁的政审是没有问题的，或许我们更难从表面看到这背后的深层原因。

糜芳出身于徐州的豪族，曾是刘备早期的支持者，早在刘备进入徐州时，糜芳便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刘备共事二十余年，他不仅是刘备的亲戚，更是刘备阵营的“原始股东”，这样的背景使得糜芳的忠诚似乎无可置疑。傅士仁，虽在史书中记载不多，但《三国志》提到他来自广阳，与刘备的老家接近，很可能是刘备早年北方活动时的老战友。既然如此，两人的叛变让人更难理解。

他们的背叛不仅让关羽的后方防线暴露，也导致了战略物资的供给线断裂，甚至直接影响了关羽军队士兵的士气和战斗力。更为关键的是，三军将士的家属被敌军控制，士兵们的情绪动摇，关羽再如何英勇，也无法激发他们的战斗欲望。

糜芳和傅士仁的投降发生在吕蒙白衣渡江之后，然而，最令人痛心的还是他们毫不抵抗、无所保留地投降。两座坚固的城市——江陵和公安，竟然在一夜之间失守。实际上，只要他们坚持防守，吕蒙是否能成功攻占这两座城池，依然是未知数。即使吕蒙兵力强大，但江陵和公安本身的坚固防御，是任何敌军都难以轻易攻破的。如果糜芳和傅士仁能够坚持抵抗，关羽将有更多的机会回防，且荆北的交通也非常便利，甚至曹军的追击已然不成威胁。

然而，糜芳和傅士仁的投降改变了局势。吕蒙接管这些城市后，迅速采取一系列安抚措施，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他没有像其他征服者那样掠夺百姓，而是亲自安慰百姓，关心他们的生活需求。这种亲民的做法，极大地赢得了百姓的心。吕蒙不仅大肆安抚民心，还严格执行禁令，严惩任何军中士兵不顾百姓利益的行为。他甚至亲自前往市井，了解百姓的疾苦，积极提供帮助，迅速稳住了局势。

与此同时，孙权的另一个将领陆逊在北方占领了宜都郡、秭归、枝江等地，断绝了关羽的救援通道。陆逊的迅速推进让关羽的困境更加严重，关羽被彻底孤立，无法逃脱孙权的包围。

面对这一切，关羽虽然在初接到有关局势被偷袭的消息时仍保持了一些幻想，认为糜芳和傅士仁可能不会背叛自己，但事实最终让他彻底清醒。当徐晃突破关羽防线，救出了樊城中的曹仁，关羽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接着，他试图与吕蒙谈判，但吕蒙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再次给予了关羽一记重击。

最终，关羽败走麦城，在潘璋和朱然的追击下，退路被彻底切断。在临沮县，关羽被擒获并遭到杀害。此时，糜芳和傅士仁的背叛彻底摧毁了刘备集团的江南防线，也让关羽原本英勇的战斗形象黯然失色。

至于糜芳和傅士仁背叛的原因，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因内心的恐惧和贪婪而选择背叛。根据史书记载，糜芳和傅士仁在面对关羽的责备时，内心充满了恐惧，而孙权趁机通过引诱和安抚拉拢了他们。尤其是南郡发生的一场大火，让糜芳惧怕关羽的报复，在事后竟选择背叛。

这种背叛并非偶然。由于关羽在北伐时频繁催促后方物资的交付，而糜芳和傅士仁则由于自身的私利，未能按时提供足够的支援。关羽的愤怒让他们感到不安，孙权则通过一系列措施，利用这一点成功策反了他们。

通过这些史实，可以推测，糜芳和傅士仁背叛的根源在于他们自己的贪婪与恐惧，而非仅仅是关羽脾气暴躁。关羽并没有因个人情绪处理事务，而是出于对整体局势的考虑。关羽之所以没有早早做出处理，并非对这两人心软，而是因为他清楚，二人身为高官，且与刘备关系密切，不易处理。更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即便在愤怒中，也能通过宽容来维持荆州的团结。

然而，事情的转折出现在刘备封关羽为前将军，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后。糜芳和傅士仁意识到关羽已拥有了足够的权力和决心来处置他们，而他们的内心的恐惧最终促使了他们的叛变。

总结来看，糜芳和傅士仁之所以背叛，正是他们对即将面临的惩罚的恐惧超越了理性思考。虽然他们在刘备集团拥有重要地位，但面对关羽假节钺的权力后，他们最终选择了背叛以自保。而关羽对于这两人的宽容，也终究未能防止他们的叛变。

这一事件，除了让我们对历史产生深刻的思考外，也警示我们在面对人性复杂的时刻，如何去洞察人心，做出明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