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当战争的硝烟在德国上空散尽,留下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一个分崩离析的民族。城市沦为废墟,数百万德国男性或战死沙场,或被关押在战俘营,或带着一身伤病蹒跚归来。
正是在这个被称为“狼性时代”的特殊时期,德国女性的身体,成为了承载国家战败耻辱和男性挫败感的容器。
她们中的许多人,无论是否自愿,都与战胜国的士兵发生了关系,有的是结婚、有的是被强奸、有的则仅仅是为了换取一点食物。可不管情况如何,等待她们的不是同情与理解,而是来自同胞,尤其是德国男性的“贞操审判”。
《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
二战末期,随着盟军的挺进,德国女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暴力浪潮。
据估计,仅在柏林沦陷期间,就有数十万妇女遭到强奸,其中尤以苏联红军的行为最为骇人。但施暴者远不止苏军,美、法等国的军队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
对这些女性而言,身体的创伤只是痛苦的开始,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二次伤害,才更令人绝望。在无数当时的日记和后续的口述史中,德国妇女反复提及德国男人的怯懦和无能为力。当她们鼓起勇气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丈夫或父亲时,换来的往往不是安慰,而是冷漠、疏远甚至抛弃。
一位刚从战俘营归来的丈夫,在听到妻子讲述被强奸的经历后,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在德国男性看来,德国女性被强奸似乎是对他们个人和国家荣誉的公开羞辱。他们无法保护自己国家的女人,这种挫败与无力,最终转化为对女性的怨怼、指责。在这样的氛围下,受害女性只能选择保持沉默,将创伤独自掩埋。
然而,沉默不代表原谅,更不代表遗忘。恰恰是这种在最需要慰藉时遭到的情感遗弃,让德国女性的失望开始累积、发酵。
柏林女记者玛尔塔·希勒斯在日记中写道,当男人们输掉了他们发动的战争、更在战后无法给予女性最基本的保护与安慰时,一种对男性的集体性失望在女性心中蔓延开来,这是“男人作为一种性别的失败”。
除了被迫的暴力,还有大量德国女性与盟军士兵发生了自愿的性关系。
在战后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块巧克力、一包香烟或一双尼龙袜,都可能是开启一段关系的敲门砖。但物质并非唯一原因,这些美国大兵、英国汤米或法国军人,不仅能提供德国男性无法给予的物质资源,更带来了一种迥异于本土的、或许更轻松随意的男性气概。
这些女性的选择在当时的德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们被愤怒的德国男性冠以各种侮辱性称号,如“巧克力妓女”(Schokoladenhure)“亚米逊区”(Amizonen,对“美国占领区”和“亚马逊人”的文字游戏) 。那些与黑人士兵交往的女性,更是被蔑称为“黑鬼情人”(Negerliebchen),遭到尤为猛烈的公开谴责。
1945年慕尼黑街头的一张海报,赤裸裸地展现了这种怨恨:“打败德国兵,叫他们耗时六年,短短五分钟,德国女人便成了他们的囊中物!”
在德国男人看来,德国女人的身体是他们专属的财产,她们的“不忠”是对所有为国捐躯的德国男性的背叛和玷污。一些回归的德国士兵甚至采取了暴力行动,用剃光头等方式羞辱那些与盟军士兵交往的女性,这种做法与纳粹时期惩罚“种族污染”(Rassenschande)罪的方式如出一辙。
被当街剃发的妇女
无论是对强奸受害者的苛责,还是对自愿交往女性的污名化,其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根源:第三帝国崩溃后,德国男性气概的全面危机。
纳粹政权曾通过法律将“雅利安”女人的身体严格管制起来,规定她们的职责是为德意志民族繁衍后代,且只能与雅利安男性交往。
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性秩序,随着1945年的军事失败而彻底崩塌。战胜国士兵的到来,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在性和象征意义上,取代了德国男性的地位。他们失去了作为保护者、供养者,甚至(短期内)繁衍者的传统角色。
当现实中的权力旁落,他们便试图在两性关系中重新确立权威,将战败的耻辱和自身的无能,转嫁到女性身上。
女演员希尔德加德·克内夫一站见血地指出:“德国男人输掉了战争,现在他们想在卧房里把战争重新赢回来。”
希尔德加德·克内夫
与此同时,德国女性则承担起了社会运转和生存的实际责任。她们是清理废墟的“瓦砾妇女”,是独自抚养家庭、经营生意的管理者,也是在黑市和配给制中为家人换取口粮的实际支柱。
一个国家真正的“国格”,本应建立在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坚韧、文化的自信以及面对历史的勇气之上。当这些支柱坍塌时,一个虚弱而无能的父权社会,便会退缩到最原始、最野蛮的逻辑中。他们用“荡妇”的污名羞辱被强暴的同胞,用“叛国”的指责惩罚寻求生路的“巧克力姑娘”,用剃刀和唾骂,在女性的身体上徒劳地维护着一个早已沦丧的“父国”尊严。
这恰恰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最孱弱、最无助的时刻,因为真正的强大,永远源于自我反思和对所有个体的尊重,而非将“国格”的枷锁,套在那些最无辜、也最坚韧的女性身上。
撰文 | 张鹤妍
编辑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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