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除了被俘的蒋军少将、中将和上将外，还有不少军统（保密局）将军级特务存在。而在上校级的特务中，仅有一人，那便是原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

章微寒这个人不够机灵：他早已投诚，并且得到了信任与重用，但穿上新军装后依然与毛人凤保持着模糊的联系。他家中还藏有一个来自对岸潜伏进来的特务。因而，这位上校最终和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被关押在一起——其中，聪明的沈醉在1960年就被第二批特赦放出，而章微寒则一直待到1975年，才与其他十几个保密局省站站长和大区区长一同，作为最后一批获释者。

章微寒不会把握时局，他多学了二十多年；而徐远举性情暴躁，最终因为气得脑血管爆裂而身亡。这两个人令人既无奈又好笑，但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是另外四位相当精明的特务：他们最低军衔都是少将，而最聪明的并非沈醉——因为他虽然出狱，却又被重新关押，甚至几次濒临死亡。

沈醉经历坎坷，但最终结局还算不错，恢复了起义将领身份，不仅被分配了住房，还写出畅销的回忆录，稿酬似乎远远超过他在军统局贩卖汽油时赚到的钱。

如果评选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最精明的四名特务，沈醉无疑是合格人选。正如王耀武所评价的，他能“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由于认识到了自己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良心上受到了很大谴责。政府对我们的待遇越好，我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在学习中，我尽力争取多做工作，加速改造自己。但当时管理所主要是学习，劳动不多，我就主动要求随管理人员采购，帮忙挑担子。”（本文黑体字内容，除非特别注明，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在回忆录中曾打趣说王耀武“出去得太早了”，如果能晚几年出狱，或许就不会被妻子和副官气得患病。实际上，沈醉自己在那十年里生活也颇为艰难。

沈醉的痛苦不仅源于“爱妻难抱，五内俱焚”，还有“二度入狱，重返秦城”的阴影——这都是他回忆录中的章节标题。

要不是相当精明，沈醉可能就没机会第二次出狱。他回忆起一次审讯，一伙抽着“熊猫”香烟的审问者问他是否曾在军统特务崔万秋家见过一位名叫“蓝苹”的女演员。沈醉立刻预感危险，虽然他确实见过那人，但面对盘问，他一问三不知，无论怎么问都否认。

如果沈醉承认认识那位女演员，后果不堪设想——熟悉那段历史的人自然明白，我们这里就不多说。

沈醉时而聪明，时而糊涂。若不是他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并且与反水的李弥、余程万拜把子结拜，卢汉也不会将他投进五华山陆军监狱，自然也就不会成为后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一员。

当沈醉签署云南起义通电时，他的身份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总司令。这也是毛人凤坚决不让他离开昆明的原因之一——沈醉比毛人凤年轻16岁，但军衔却与其相同（毛人凤1948年才由少将晋升中将，1955年或1956年升上将，有史料称为死后追授）。对毛人凤而言，沈醉无疑是一个潜在威胁。

沈醉聪明外露，因此备受毛人凤忌惮。如果他能低调些，老蒋可能真的会把他带走，到了台湾，取代毛人凤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沈醉虽聪明，但还谈不上绝顶聪明。与他同样擅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少将特务董益三，后来也经历了二进宫的命运：“在‘那’期间，停止了对战犯的特赦，已经特赦的许多人又被不同程度批斗。我和康泽、董益三这三个‘姓牛的’（‘特’字旁是‘牛’，许多人称特务为‘姓牛的’）又被重新关押。”

董益三被俘时，身份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即特务处），在进入康泽（1963年特赦）司令部前，他是戴笠重点培养的电讯处副处长（戴笠原计划让他接替娶了戴笠前女友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

董益三和康泽在襄樊战役被俘，康泽性格刚硬，董益三则表现积极。他作为“学习小组组长”，宁愿在地上捡烟头，也不愿接受沈醉送给他的一整条香烟。最终汤尧（中将、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官，1962年10月病逝）揭示了其中缘由：“我问为什么老董宁愿去捡烟头也不收我送的烟，他轻蔑地说：‘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听完这话，我才想起第一天见他时，他就一再说‘我们重新交朋友。’我当时还有点不明白，后来汤尧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

经过汤尧的点拨，沈醉学乖了，从此不再送烟给董益三，董益三也没再要过。每天清晨，沈醉都能见到董益三在放风场和胡同里低头捡烟头。

董益三除了捡烟头，还积极表现自己，最显著的是他曾给“顽固不化”的黄维一巴掌。

正因为表现积极，董益三才能与沈醉同批次特赦。而另外两个同样精明的特务，则一直等到1975年才获释——他们若早十年出来，生活未必比沈醉和董益三更好。

这两个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精明将军级特务，一个是保密局西南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另一个是军统东北区中将区长文强。

有人说文强是到了湖南才晋升中将，但这显然不准确。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得很清楚：是胡宗南和孙连仲推荐，戴笠向蒋介石请示获批的。“我随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之后胡宗南和孙连仲向蒋介石电报，称我抗战功劳卓著，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我晋升中将，那年我三十九岁。戴笠与我共事十二年，他对我特别信任且礼貌。我未曾向他求官，却把官职升得比他还高。”

曾参加南昌起义的文强，能够在军统期间晋升中将，军衔超过毛人凤，说明他的真本事非同小可，至少比戴笠和毛人凤的“同乡小弟”周养浩强得多。

周养浩既凶狠又贪婪，担任息烽监狱主任时没少捞油水，当保密局西南区副区长时，还兼任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杀害无数人。但一入战犯管理所，他立刻180度转变，坦白交代问题，如同竹筒倒豆子，似乎真心认识到罪恶。要知道，单是杀害杨虎城将军一案，就足以判处死刑。

周养浩一直伪装到1975年获释，才露出真面目。他声称要去岛上找旧主子蒋介石，却被新一代小主子建丰拒之门外，最后去了旧金山女婿家。

周养浩善于隐藏自己，而文强则一如既往地固执。但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文强才是这四位将军级特务中最精明的——他1975年出狱时，外面已趋于平静，他坚决不离开故土，这正体现了他的大智慧：“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唯一的意志就是定居大陆！”

文强经历了许多坎坷，但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超越董益三和周养浩的智慧。说他是这四位“精明特务”中最聪明的，熟悉历史的人恐怕无人反对。

顺带一提，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能一言惊倒杜聿明、王耀武两位中将司令的刘安国，历史原型正是文强。

特赦后的文强成为文史专员中的领军人物，许多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都能由他轻松办成。

最后，我们要问：这四位将军级特务虽都精明，但表现形式迥异。哪些是真正的智慧，哪些不过是小聪明？如果文强也像沈醉那样，在1960年获得特赦，他能否处理好各方关系？很多人说文强背景复杂，您是否了解他有哪些需谨慎表述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