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2005年，一部震撼人心的电视剧《亮剑》横空出世，让我们深入认识了那个鲜活的李云龙形象。李云龙除了头脑灵活、善于指挥作战外，几乎身上全是“缺点”：他文化水平低下，满口脏话和俏皮话，精通江湖百态，性格痞气十足，且常常自作主张在战场上抗命，将独立团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坦白说，李云龙和他的独立团就像是军中小范围的“山头主义”，无人能轻易撼动。

那么，这种“山头主义”在我军历史上到底是否真实存在？后来又是如何被根除的呢？实际上，“山头”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凡有农民起义，必有山头势力存在。

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毛主席首次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来到绿林豪杰袁文才和王佐占据的井冈山，这可谓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山头”。朱毛会师、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陆续上山，奠定了红一方面军的坚实基础。

红军时期，随着活动区域的不同，我军自然形成了三大“山头”：红一方面军活跃于江西和福建苏区，林彭领导的红一、三军团是井冈山的“元老股”；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后果五军团注入了新鲜血液；红七（十）军团由寻淮洲和刘畴西（方志敏）领导，早期北上抗日，独立成军；红八、九军团则主要为长征而组建。

红四方面军活跃于鄂豫皖苏区及川陕根据地，其原始骨干为红4军和红25军。红4军转战川陕后，扩编成红9、30、31和33军；红25军在长征后被单独编组，高敬亭又成立了红28军。

红二方面军则以贺龙总司令领导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为主力。

除了这三大主力山头，东北抗联、琼崖纵队和陕北红军等小山头也在各自区域内坚持抗战。东北抗联自“九一八事变”起，直至全面抗战爆发达到鼎盛；琼崖纵队在海南坚持至1950年5月，红旗始终高扬。但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东北抗联和琼崖纵队与主力红军联系有限。

有山头必然带来山头主义，但在红一、红二方面军，这种现象并不严重。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层的集体意识。红一方面军的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和陈毅，虽有过工作分歧和争执，却未使红军沦为个人武装。

然而，情况在鄂豫皖苏区发生了变化。夏曦在洪湖的错误施政，张氏在鄂豫皖的独断专行，改变了红军领导的风貌。鄂豫皖苏区的开创者包括黄麻起义领导人吴光浩，红15军军长蔡申熙，红4军军长旷继勋，以及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1931年5月，张氏调任鄂豫皖苏区，逐步将独裁专断取代了红军的集体领导。

在红四方面军，张氏推行的“家长制”令山头主义倾向愈发明显。张氏在鄂豫皖和川陕几乎一手遮天，陈昌浩、徐向前等资深将领只能俯首听命。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张氏的山头主义暴露无遗，他野心勃勃地选择南下路线。张氏的山头主义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惨重损失，南下成都遭遇粮食短缺、西征河西走廊惨败，令红四将士背负沉重包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采取多项措施消除山头影响。首先将陕北红军和红25军整合为红十五军团，随后与红一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被分批送往延安抗大深造，重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辅以军事训练。

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对红军时期的各大小山头进行重组：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343旅，红十五军团改为115师344旅；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27、28军，独1、2师及赤水警卫营组成120师；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29、30军，及独1、2、3、4团与红十五军团骑兵团组成129师。三大主力在整合中既保持了各自特色，也实现了融合，尤其红四方面军的129师师长由红一军团的刘伯承担任，政委则为从莫斯科归来的张浩（林育英），显示了整合力度之深。

随后，江南八省游击队重组为新四军，成为抗战时期第四大山头。除了这四大山头，东北抗联、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等小山头依然保持相对独立。抗战胜利后，四大山头逐渐演变成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中原（新四军5师）七大山头。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壮大，各山头功不可没。但若任由山头野蛮生长，势必滋生负面效应，如旧社会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导致圈子主义、拉帮结派和利益输送等离心现象。

因此，毛主席有的放矢地开展了整风运动，重点实施“七整”整军计划。整风从1942年持续到1945年，旨在既承认、照顾山头，又改造和消弭山头，最终根除山头主义。正如毛主席所言：“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

为铲除山头主义影响，延安整风对高级干部开展“历史筛查”。七大召开后，军区主官调整频繁：陈毅从华中调往山东，林彪由山东转赴东北，贺龙的部队移交彭德怀指挥，贺龙则转任后勤工作。华中军事由粟裕掌控。

进入解放战争后，我军将七大山头整合为五大主力：以彭总为首的陕甘宁晋绥西野（一野）；以刘帅领导的晋冀鲁豫、中原中野（二野）；由陈毅领导的山野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野（三野）；东北民主联军为东野（四野），以及华北军区部队。

七大期间，主席特别强调山头的危害。清凉山、太行山、五台山这些自然山头无可厚非，但山头主义则必须铲除。

通过延安整风和七大会议，我军的凝聚力大幅提升。各军区和野战军通过政委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以及大量延安干部派驻解放区，加速了军队的融合。林彪统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是五湖四海融合的典范。

建国初期，我军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六大军区。不久后扩编为十二大军区，这也是消除山头主义的重要措施之一。

不过在军衔评定过程中，除了资历、军功和职务，“山头”因素仍然不可忽视。时任总政主任罗荣桓曾告诫部下王宗槐：干部工作必须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要照顾红军各方面军，照顾抗战各根据地，也要顾及解放战争各军区和野战军。

1973年12月，毛主席与邓小平策划进行八大军区主官调换，防止军事主官长期盘踞一地。相较于八大军区对调，还有三个军区主官任职较短未调，包括成都军区秦基伟、新疆军区杨勇和昆明军区王必成。

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要彻底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