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还在社会变革和民族思想解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通过诗歌赞美祖国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并在朝鲜战争期间，凭借自己扎实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积极参与了与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斗争。

然而，郭沫若一生的贡献并非没有争议。最为人诟病的便是他参与了北京城墙的拆除，以及对定陵进行的考古发掘，这些举动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和指责，甚至让他在历史上的一些重大贡献被人忽视与掩埋。尽管如此，郭沫若的女儿郭庶英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在她的眼中，父亲并非一位天生伟大的人物，而是一个值得敬仰的人。随着自己阅历的增长，她逐渐意识到父亲的伟大与他所付出的艰辛。

郭庶英之所以这样评价父亲，也许与《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有关系。许多人在谈及知识分子时，总是把他们与封建社会的书生形象挂钩，认为他们只懂得读书，不理解现实生活的艰辛。但郭沫若显然与此不同。他虽然接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但从小便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创新与叛逆精神。他成年后，本来学的是医学，然而，他很快意识到，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病症并非只局限于体质，更多的则是思想上的贫瘠和落后。

就像鲁迅一样，郭沫若选择放弃医学事业，投身文学创作，用笔杆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开路。建国后，郭沫若作为副总理之一，参与了国家的建设工作。在那个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交织的年代，他始终没有放松对家庭和子女的管教，生活中他一直强调节俭，身教胜于言教。

有一件事足以体现郭沫若节俭的生活态度。1950年代初期，北京的家庭也面临春荒的问题，而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人，郭沫若完全有能力利用自己的职位资源，帮助家庭度过难关。然而，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与普通百姓共同面对困境。那时，郭沫若一家偶然发现二月兰这种野菜，在颐和园游玩时，他看到游客们正在采摘这种野菜，便带着子女一同动手采摘，回家做菜。这种原本不被关注的植物，却在家庭的餐桌上成为了一道常备美味，甚至成为了郭家招待客人的“特色菜”。

二月兰（或称诸葛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时期，诸葛亮命令士兵种植这种野菜以解决粮食问题，老百姓则在士兵离开后继续食用。这道菜的简单与美味让郭沫若一家十分喜爱，他甚至亲自去采集种子，带回家种植，确保每年都能吃上这道素菜度过春荒时期。即便身处高位，他仍然保持着节俭和勤俭持家的生活态度。

此外，郭沫若对家庭劳动也极为重视。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他经常带领孩子们一起动手做肥皂，亲自参与到日常的家务中。他的这些细节教育，无形中影响了郭庶英的成长，让她深刻体会到劳动的意义与“俭以养德”的理念。

郭沫若不仅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父亲，也是一位为中国和世界和平奋斗的使者。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朝鲜战争，而我国的反美情绪也开始高涨。国内一些人认为与美帝国主义作对无望，主张妥协。但毛主席坚定认为，抗美援朝不仅仅是为了朝鲜，更是为了捍卫中国的战略安全。因此，我国决定派遣志愿军支援朝鲜，郭沫若也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2年，美国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郭沫若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发表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反击。他不仅通过国内媒体揭露美国的罪行，还亲自前往国际会议，向世界揭示细菌战的恶行。他的行动促使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展开广泛调查，并最终促使美国停止了细菌战的进攻。

在国际舞台上，郭沫若作为中国的重要代表，参加了大量的外交活动，为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和平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评价他：“郭老的稿子，我们就不用审查了。”然而，郭沫若每次写完稿件，仍坚持交由周总理审查，体现了他严谨的态度和对事业的认真。

尽管郭沫若在考古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一些失误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尤其是在定陵发掘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部分珍贵文物未能得到妥善保存，导致他一度被贴上“挖墓狂人”的标签。然而，郭庶英认为，父亲的失误不能掩盖他对考古事业的巨大贡献。在她看来，父亲一生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奉献了大量心血，培养了众多优秀的考古人才。

郭庶英表示，父亲的贡献无法因为一次工作上的失误而抹去。她认为“挖墓狂人”的标签过于片面，无法代表父亲的整体功绩。对于郭庶英来说，父亲不仅是一个爱国的和平使者，更是一个用行动教育她做人、做事的榜样。

在郭庶英的心中，父亲不仅是新时代的文人，他以其对劳动的尊重、对节俭的坚持，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塑造了她对“完美”的理解。父亲身上的瑕疵，正使得他的人格更加真实和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