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官制度中，有不少职务都存在一岗多职或者一岗多衔的情况，官方通常用“例兼”这一术语来表示。最为人熟知的“例兼”职务，莫过于总督和巡抚通常兼任兵部或都察院的职衔。除了督抚之外，京城的其他衙门中也存在一些官职具有“例兼”情况，最为显著的便是内阁职务。

内阁学士例兼礼部侍郎衔

内阁作为国家名义上的最高决策机关，既沿袭了明代的官制，又进行了不少调整。内阁的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大学士之下设有协办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不同职务。在顺治时期，内阁学士的品级为正五品，满洲和汉族的学士各有六员与四员之分。进入康熙时期，内阁学士的品级发生了重大变化，规定学士可以例兼礼部侍郎衔，这使得他们的品级提升至正三品，与礼部其他侍郎同等地位。

到了雍正时期，内阁的六部官制已基本定制，大学士的品级升为正一品，尚书为从一品，侍郎为正二品。至此，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的制度被正式固定下来。通常来说，内阁学士被视为晋升为内阁大学士的必经之路，地位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协办大学士例兼尚书

协办大学士是内阁的二把手，负责协助大学士处理内阁事务。该职务最早设立于雍正时期，满洲和汉族各设一员。尽管内阁已有大学士，为何还要设立协办大学士呢？其原因在于，大学士的职责极为繁杂，除了在内廷处理政务外，还常常需要奉旨外出。为了保证内阁的高效运转，便设立了协办大学士这一职位，专门协助处理内阁事务。

协办大学士的品级与各部尚书相同，但其地位要稍高于尚书。这是因为，协办大学士如果没有意外，通常会按部就班升任大学士，而各部尚书如果想晋升大学士，必须首先晋升为协办大学士。根据《会典》的规定，尚书晋升为协办大学士时，仍会继续担任原部的尚书职务，兼任两职；但若是从左都御史升任协办大学士，则左都御史的职务不再保留。

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翰林院掌院学士是正二品的官职，负责管理翰林院的所有事务。在清朝初期，翰林院并非一个独立的衙门，而是隶属于内三院，直到康熙年间，翰林院才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翰林院的最高长官——掌院学士，通常由内阁大学士兼任。因为大学士多来自翰林院，且他们每月都需要定期前往庶常馆授课，因此让大学士兼任掌院学士一职更为合适。

然而，大学士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情况主要适用于汉族官员。由于许多满洲大学士并非翰林出身，有的甚至没有进士身份，因此皇帝通常不愿让他们兼任此职，尤其是满洲大学士本人也常感到自愧不如。例如，和珅曾兼任大学士兼掌院学士时，便引起了许多翰林院士子的强烈不满，认为他缺乏足够的学识和资格来担任这一职位。

大学士、尚书兼顺天府尹

这种“例兼”情况相对较少为人所知，但在清代也是较为常见的现象。《郎潜纪闻》一书中提到，大学士或尚书有时会兼任顺天府尹，这一职务实际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例兼”，但却是非常普遍的做法。顺天府是京城的最高地方政府，负责管理京城的各类事务，既包括地方事务，也涉及朝廷的政务，是一项异常繁琐且压力巨大的职务。

顺天府尹职务低微，权力有限，但责任重大。若没有强大背景，常常容易得罪人，遭遇权贵的抵触和排挤。为了确保顺天府尹的权威，朝廷通常会由大学士或尚书来兼任此职，以此来压制地方权贵，确保府中事务不受干扰。尽管如此，由于顺天府尹实在是个极其难以处理的差事，很多人即便被任命，往往也只是“得过且过”，期盼尽早卸任。

道光年间，卓秉恬便是唯一一位长期兼任顺天府尹的大学士。从道光十五年起，他便肩负起这一重任，直至他在此职上工作了二十年之久。卓秉恬以四川名臣出将，学识渊博且为人正直，尽管情商较低，不擅长与同僚交往，但他的工作成绩却无可挑剔。尤其是在担任顺天府尹期间，他能够严肃治理京城，让京师的权贵们小心翼翼，不敢轻易挑起事端。关于他兼任顺天府尹的表现，《清史稿》中有一段非常赞扬他的文字：“华阳卓文端公，充兼尹者几二十年，同僚肃然，百废具举，无丝毫干吏议，人以为难。”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在清代是最为常见的做法，但这并不能称作“例兼”，因为军机大臣并不是正式的官职，而是临时性的职责。类似地，内阁大学士虽然常常兼管部务，但也不能称其为“例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