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5年夏季，长汀的中山公园里，桌上摆满了酒菜，然而，席间却空无一人。那是为一个死囚所准备的送行酒，他最终没有机会饮上一口，酒凉了，人也已不在人世。

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开学，宋希濂成为了第一期学员。个子并不高，口音带着浓重的贵州腔，性格十分急躁、直率。他写过一篇入学感想，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决绝：“为国家死，不是口号，是命数。”那时，国共第一次合作，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政治教官是周恩来。

有一次，瞿秋白来给学员上课，那是临时安排的，内容关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宋希濂坐在后排，目光专注地看着瞿秋白——一个白净斯文的学者模样，仿佛教书先生。他说：“革命是穷人翻身的工具，不是官僚的新皮鞭。”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的声音，偶尔有人点头，偶尔有人皱眉。课后没有照片，也没有留下课本，但宋希濂记得很清楚：“瞿秋白讲课很有穿透力，我听懂了，但不敢说出来。”

那个时候，宋希濂已经悄悄加入了共产党，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退出了。自传中提到：“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从那时起，他便彻底投入到了军队的生活里，通过打仗、升官、效忠来谋取声望，先后参与了北伐、剿匪、镇压学生运动，最终在1935年成为第36师师长，驻扎福建长汀。

这一年，瞿秋白也来到了长汀，然而，他并不是自愿来的，而是被捕后带来的。

瞿秋白，原名瞿懋庸，曾留学日本、俄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曾写过很多文章，担任过宣传部长，还曾是“临时中央”的领袖。那时，他因肺病久治未愈，毛泽东等人西征时，他选择自愿留下来殿后，在苏区坚持带病工作。

1935年2月，红军离开后，瞿秋白化名“林祺祥”，打算南下上海治病。刚到水口镇，遭遇保安团的临时检查。瞿秋白穿着长袍，戴着眼镜，说自己是教书先生，按理应能顺利通过检查。但郑大鹏一眼认出了他。郑大鹏是以前的共产党，后来叛变加入了国民党，看见瞿秋白后，立刻报告了保安团长：“这是瞿秋白，中央级别的人物。”

不到半天，消息传到了宋希濂的案头，蒋介石亲自下达密电：“若确认属实，严密看管，不得轻处置。”

宋希濂并未惊慌，他沉着应对：“这种人，靠刑法是无法折服的。”于是，他亲自安排了瞿秋白的关押，将其安置在单独牢房内，配备纸笔，每天允许他出门走半小时。部下问他为何如此，他淡然回答：“读书人不怕打，不怕肉体的折磨，怕的是心灵的迷乱。”

宋希濂换上便装，站在牢房门外，看着瞿秋白。房门没有打开，他没进去，只听到里面传来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且带着血腥味。

他安排军法处副官传话给瞿秋白：“宋师长敬重您的才华，希望您能写点东西。”瞿秋白回道：“我只写给未来看。”

从那天起，瞿秋白开始用毛笔书写《多余的话》，一笔一划地记录下自己内心的挣扎与平静。他写下过去的决定、对未来的反思，以及对自己此刻心境的真实表达。

写到一半，突然有人送来一张纸条，纸条上是蒋介石身边人的话：“若脱离共产党，可保不死，另有任用。”那张纸条明确写着：南京国府情报局翻译主任。

瞿秋白笑了，笑完便在纸上写下了两句话：“历史要一个忠诚的人，不要一个聪明的叛徒。”

这两句话被士兵偷偷抄了下来，传到军中。有人悄悄地议论：“这个人有骨气。”宋希濂得知后，没做评论，他仅仅写了一份报告，递交给南京：“此人未见松动。”

三天后，又有一位蒋系军官来访，带着酒和肉，说是“故人探病”。他被拦在了牢房外，宋希濂下令：“不许擅自会面。”他坚持着一个原则：能降则留，不降则杀。

瞿秋白曾对看守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告别的机会，而不是活下去的条件。”有些人认为他是在装疯卖傻，有些人则认为他已经心如死灰。但那些读过他写作的人，却都感受到了那股深沉的力量。

《多余的话》的写作进展缓慢，每天一两页，但字字句句都异常有力。他将自己当作死去的人来写，而写出的文字却像是活生生的心灵挣扎。

宋希濂安排人将原稿收走并拍照存档，一式三份。瞿秋白没有多问，只是轻声问道：“你们准备好动手了吗？”没有人回答，过了两天，有人告诉他：“你还有三天。”

6月15日晚，宋希濂写信给军部：“瞿秋白拒不投诚，情绪稳定，行动无妨，建议执行。”次日中午，电报回复：“就地处决，照相呈验。”

命令下达后，宋希濂没有立即执行，他沉默了一晚，最终告诉参谋长：“先备酒，做一桌送行的样子。”

中山公园湖畔，桌子上摆满了酒菜，酒是花雕，菜是四冷四热，鱼肉皆备，然而没有人动过筷子，也没有人敢上桌。

瞿秋白知道那桌酒的含义，他提出请求：“能否见一面，喝一杯，聊几句？”宋希濂没有答应，他淡淡地说：“军令如山，优待是为了劝服，不是为了感情。”

瞿秋白没有再坚持，夜里，他写下了一首诗：“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1935年6月16日晚，密电再次抵达，落款是“介公亲示”，命令简短至七个字：“就地处决，照相呈验。”

宋希濂看完电报，将其折好放进抽屉，接着叫来军法处长、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五个人在办公室默默地坐了两个小时。

桌上只有一张名单，一瓶酒和一把没有子弹的手枪，大家无言以对。

宋希濂打破了沉默：“瞿秋白不投降，现在，必须执行。”

参谋长提出：“要不要走个形式？给他签字认罪。”宋希濂摆摆手：“他不签，也不认，咱们不是为了看他认罪，而是看他不屈。”

凌晨一点，命令下达。送行酒依然没有人动过，菜已凉，酒未开。宋希濂下令收走。

第二天早晨，瞿秋白被告知：“今日行刑。”他没有丝毫惊讶，也没有发问。他换上干净的白衣长衫，清水洗了脸，看守递来了早餐，他没有吃，只是喝了一口水。

他要求走到刑场，而不坐车。宋希濂点头：“答应他，走得体面一些。”

6月18日清晨，阳光灿烂，长汀中山公园外被围起了警戒线，百姓无法接近，然而窗后却有偷看之人。一队士兵押着瞿秋白走，步伐稳健，没有人扶着他，也没有人拖着他。

他走在最前，身后四名士兵手持步枪，还有一名照相兵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