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尽管我党面临巨大压力，却并未屈服，而是坚定地重建了新四军。这次重建不仅是对抗敌人实力的体现，更是我党坚定决心的象征。与之前以游击编制如“支队”、“大队”等为主的形式不同，新四军此次采用了更为正规化的编制，如“师”和“旅”，这是我党在军事上的一次重要变革，标志着我党在战时形势下逐步强化正规军建设，体现了应对局势变化的应变能力。

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新四军陆续建立了七个师，进入解放战争后，这些部队大多数归入了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系统，只有第三师和第五师属于不同的野战军。第三师由于其历史背景较为独立，成为了相对特殊的存在。它的前身是中央嫡系八路军115师343旅，自始至终与中央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联系。日本投降后，该部队接到命令支援作战，因此，第三师算是重新回归了中央嫡系的序列。

那么，为什么第五师最终辗转加入了二野呢？这与第五师的历史背景和所处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第五师的师长李先念，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与由红四方面军发展起来的二野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

回顾历史，1939年李先念响应毛主席的指示，带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重返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地区。他对这一带的地形、民情极为熟悉，迅速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在此后的艰苦战斗中，李先念发展出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这支队伍规模迅速扩大，最终达到九千余人。随着队伍的壮大，独立游击支队也逐渐扩编成了挺进纵队，兵力不断增加，到达了1.5万人的正规编制，并且配有十万民兵支援。

在这段历史中，李先念能够在面临日军和国军的双重威胁下，成功打造出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这无疑是他领导能力的体现，也让中央非常欣喜。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李先念的挺进纵队便转型为新四军第五师，而李先念则担任了师长兼政委。

然而，第五师与其他几个新四军师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从地域上看，新四军的其他部队基本都驻扎在江南地区，而第五师独自在中原，地理位置的分隔使得各部队之间难以协调作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皖南事变发生时，李先念的部队因距离遥远，未能及时支援，直到事变结束也未能得到有效援助。这种地理上的割裂，使得第五师与其他部队的协同作战困难重重。

若不是当时双方就南北共军部队改编达成协议，第五师可能也不会直接纳入新四军的编制。因此，第五师未能并入三野系统也就不难理解。

李先念与三野的关系也比较疏远。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李先念与三野的主要干部如陈毅、粟裕等人并不熟悉。长征期间，尽管李先念与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其他干部有过接触，但陈、粟等人都留在南方，几乎没有与李先念建立起深厚的联系。因此，两者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与合作，默契自然也无法形成。

与此相反，李先念与二野的领导人则有较多接触。早在懋功会师时，刘伯承就被编入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这为李先念与刘伯承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两人经过多次接触，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默契。正因为如此，当第五师与二野发生联系时，李先念与二野的合作自然更加顺利。

说起来有些遗憾，在抗战结束时，中央曾计划将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冀鲁豫军区以及南下支队一部分力量整合为中原军区，李先念被任命为司令员。中原军区一度发展良好，成为党在战略上的重要区域，但由于四面楚歌且地理上紧邻国民党核心区域，中原军区在遭遇敌军围攻时遭受了巨大损失，最终爆发了中原突围。

突围后的中原军区经过艰苦的战略转移，李先念带领部队最终到达延安，而原第五师也在此过程中几乎完全解散。1947年6月，刘邓大军奉命进入大别山地区，并决定在此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李先念被调往与刘邓合作，帮助他们收复旧部，提出合理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先念的老部队多数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12纵，成为刘邓大军中的一支主力部队。到了1948年5月，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李先念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在二野系统内，无论是与老部下还是与红四方面军的战友沟通，李先念都能更顺利地进行协作，并协助刘邓统筹战局，建立根据地，最终立下赫赫战功。

虽然李先念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错过了1955年大将军衔的授予，但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却依然显著。他后续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国家主席等职务，成为正国级领导人。这一成就，连许多元帅也未能达到。尽管李先念的军事生涯与其他元帅相比未能获得同等的荣誉，但他最终的贡献却不可小觑，堪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