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2年，福建福州发生了一件值得深思的军区人事任命事件。开国上将陈再道，这位从1935年就成为红4军军长的老革命，将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遇了严重冲击，被迫调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而他的上司竟然是相对资历较浅的韩先楚。陈再道从红军时期的军长与团长之别，到抗战时期的旅副与团副之分，再到建国初期身兼三职的显赫地位，本应继续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

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这位出生于湖北的老将军在70年代初被贬至江西农场。幸运的是，同样来自湖北的韩先楚，在毛主席南昌视察时为其求情，最终促成了这次任命。面对这位曾经的“上级”成为自己的副手，韩先楚感到颇为忐忑，但陈再道却展现了令人动容的宽广胸怀与感激之情。

回顾中国革命历史，陈再道与韩先楚的资历差距极为显著。1935年，陈再道就已是红4军军长，领导数千红军队伍。而当时的韩先楚，不过是一名普通的营长，直到长征中的直罗镇战役后，才升任红75师团长。

这种职务差异在抗日战争时期依然存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陈再道担任129师386旅副旅长，负责统筹全旅的军事部署。而韩先楚那时不过是115师344旅688团的副团长，任务仅限于团级作战。

解放战争爆发后，尽管两人的军衔差距有所缩小，但仍然显而易见。1949年2月，陈再道被任命为河南军区司令员，统领一方；而韩先楚则要等到1949年4月，才升任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这一时间差，在当时的军事系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的地位愈发显赫。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授衔时，陈再道与韩先楚同时被授予上将军衔。尽管表面上看，韩先楚担任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似乎更为重要，但那时总参谋部共有11位副总参谋长，权力被分散。相对而言，陈再道身兼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司令员三职，掌握的权力和影响力更为集中。

然而，命运的波折终究让陈再道的军旅生涯走向低谷。正值事业巅峰的他，在70年代初突然遭遇政治风波，所有职务被一夜之间免除，他被下放至江西农场，从三军统帅沦为农场工人。这一变化虽令陈再道十分震惊，但他并未因此消沉。尽管生活环境极为艰苦，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风骨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

即使身处农场，陈再道没有因为身份的巨大落差而产生任何抱怨。清晨起床，打扫住所，准时投入到田间地头的工作中，与其他工人一起耕作、除草、收割。他对待农活的认真态度深深打动了农场的同事们，这份真诚和坚韧也令他们对这位老将军充满敬意。

虽然生活清苦，陈再道的心思却并未停滞在过去的辉煌时光。他开始关注基层的农业生产，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农场的领导和工人都表示，尽管陈再道是一位上将，他做起农活来依然非常出色，常常主动帮助别人改进劳动方式。

这种平凡而又伟大的农场生活持续了近两年，直到1972年，命运为陈再道带来了新的转机。1971年春，毛主席南巡到南昌视察，韩先楚借机提到了正在江西农场工作的陈再道，向毛主席推荐了这位老战友，称他依然心系党的事业，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毛主席听后做出了决定：“那好嘛，就让他去你那里当副司令员。”这句话为陈再道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韩先楚与陈再道同为湖北人，且同出红四方面军，二人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在那个特殊时期，韩先楚始终未曾忘记陈再道，尽管两人在职务上存在差距。接到任命后，陈再道收拾行李，准备赴任。消息在农场传开，许多工人纷纷前来为这位与他们相处了两年的将军送行。

1972年，陈再道正式到达福州军区报到，韩先楚亲自到招待所迎接，并诚恳地与他交谈。韩先楚表示：“中央已任命你为副司令员，咱俩一起工作，互相配合，我是半斤，你多帮帮我。”这番话既朴实又真诚，展现了韩先楚平易近人的态度，并没有摆出长官的架子。

陈再道听后，感动万分，立刻表示：“这一切都要感谢你！”韩先楚笑着回应：“感谢什么？你没有异议就好。”两位将军之间的互动感人至深，军区的同志们都看在眼里，见证了这一段深厚的战友情。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韩先楚始终尊重陈再道的经验与意见，许多决策都依赖他的指导。两人共同努力，推动福州军区工作走上正轨，并迅速得到了全军上下的认可。

然而，这段宝贵的搭档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1973年，随着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整，韩先楚被调往兰州军区，陈再道与他共事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新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从兰州军区调来，接替了韩先楚的位置。尽管皮定均的军衔和资历较陈再道稍逊，但陈再道依然展现了专业的素养和敬业精神，帮助军区顺利过渡。

在福州军区的五年里，陈再道专注于军区建设与部队训练，深入基层，关心官兵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由此，福州军区的各项工作焕发新气象，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

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为陈再道赢得了中央的关注。1977年，他被调回中央，担任铁道兵司令员，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