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主席在延安得知杜定廉被刺杀的消息后，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沉默了大约半分钟。他缓缓地开口，说道：“大别山，还有人。”话音刚落，局势发生了剧变。

这不仅仅是撤退，更是一场突围；并非失败，而是为了断后。

1946年6月，中原军区的主力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被迫实施突围，从华中地区撤退到陕北。这样一来，通讯中断，留下的仅是一支被分散的残部。独立第二旅的余部，约2000多人，陷入了大别山的险境。何耀榜被指派带领这支部队，他的任务非常明确：不论是否能得到援军，大别山必须保持战斗，不能断绝火力。

大别山地形复杂、山高林密，通讯设施几乎为零。而国民党调集了30万大军，进行围剿，并采取空投传单、包围村庄、地毯式搜山等方式，试图一网打尽游击队。每个村庄都有内应。为了应对敌人，何耀榜和刘名榜将队伍分散，化整为零。当无法取胜时，他们便藏匿在山中；藏不住时，就换到另一个山头。

在两个月的通讯中断后，延安方面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大别山的消息。

局势急转而下，1946年冬，国民党在鄂东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宣称“剿匪成功”。照片中，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挂在木架上，标明着“何耀榜”。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到汉口和南京，甚至中央一度判定：大别山已经沦陷。

然而，大别山并没有安静下来。

1947年1月，元旦刚过，礼山县发生了一起刺杀事件。民团头目张玉峰在街头被一名刺客匕首刺杀，刺客顺利逃脱。四天后，罗田，一支自称“游击一连”的队伍贴出了布告：“何耀榜未死。”

敌人开始感到慌乱。张玉峰是当时鄂东北保安司令的亲信，前一天才刚领取年终奖金。谁能混进县城完成这一刺杀任务？无人知晓。

事实上，何耀榜并没有死。那颗“头颅”是从孝感军政学校的一具尸体上移植来的。刘名榜很快识破了这一伎俩，并当晚派遣三人夜袭敌人的哨卡，夺回了假首级。第二天，他们拦截了一名军需官，并留下了字条，“何耀榜在山里，未死。”

当天晚上，游击队一连藏匿在麻城南面的白庙河石洞内，洞口周围有毒蛇，敌人不敢靠近。他们在洞里呆了整整21天，用湿树皮生火，食物只有榆树皮、干枣和一些过期的玉米。那21天，何耀榜策划了一项更为重大的行动，他只留下一句遗言：“让毛主席知道我还活着。”

1947年春，杜定廉下山喝酒。

杜定廉，礼三县联防指挥部副指挥，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的一员，他专门负责清剿游击区。驻扎在七里坪，杜定廉曾亲自下令执行12次“反共会审”，并在一次会审中枪决了24人。那天，正好是“庆祝反共胜利大会”。酒宴在七里坪的武装部礼堂举行，门口挂着横幅：“肃清匪患，重建秩序。”

何耀榜得知杜定廉的行踪后，决定设法引诱他出洞。他向外传出风声，说要投诚。何耀榜知道杜定廉喜欢“活捉”，而最忌讳的是“背刺”。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他写了一封假投降信，署名“刘名榜”。

杜定廉信以为真，迅速通知了三县民团的头目前来酒宴。那天晚上，酒宴的灯火辉煌，门外有四名卫兵守卫，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对准门口。

晚上八点，门被打开，一个带着酒坛的伙计走了进来，帽子低垂，手背有一道明显的刀疤。杜定廉没注意到，这正是代号为“刀疤”的潜伏战士。三秒钟后，潜伏战士顺势扣动扳机，藏在坛子里的匕首刺入了杜定廉的左胸。四人小队随后左右包抄，击毙杜定廉、张炳然、沈有章等23人，逃脱时没有受到一发子弹。

七里坪顿时沸腾了，敌人从麻城、罗田、英山调来骑兵团搜山，但结果一无所获。

电台在两小时后发布了消息：“杜定廉在七里坪遭遇袭击，生死不明。”

毛主席在延安听到这个消息时，询问了两遍：“大别山？”然后放下了饭碗，立即找来郑位三。

郑位三是中原局的书记，听完简报后说道：“看手法，应该是耀榜。”

毛主席点了点头，命令：“派人去。”

三天后，郑志惠从西安出发，经过潼关、绕过荆门，最终进入了麻城山区。他的任务是：确认何耀榜是否死活，并重新建立联络。

郑志惠用了整整十天时间，终于在罗田五道河口的粪池后墙找到了联络点的记号，墙上有三道斜线，紧接着，一只空药瓶从墙缝掉了下来，瓶内夹着一张写有“Z”字样的纸条。

五天后，他在黄陂与何耀榜见面，短短五分钟的对话：

“还在？”

“还在。”

“能动？”

“能。”

中央随即回电：以独二旅余部为基础，成立大别山工委，何耀榜任书记，刘名榜任副书记。任务只有一句话：“坚持斗争，少则三月，多则半年。”

毛主席又问：“他们有枪吗？”

郑位三笑着回答：“比饭还多。”

山区没有夜晚，只有伏击与反伏击。

1947年春，郑志惠带着电文返回延安后，大别山正式成为了“孤岛”。中央的文件下达：正式成立中共大别山工委，何耀榜为书记，刘名榜为副书记。

没有隆重的授旗仪式，也没有誓师大会。何耀榜在一个破庙里，简单地画了几张图，指派任务，修建联络点，布置瞭望口，挖掘地窖，储存粮食，进行队伍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