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文字狱带来的政治压迫，笼罩在社会上空，让整个气氛变得压抑沉闷。

普通人也好，文人学者也罢，大家心头都像压块石头，整日提心吊胆。

文化领域里更是弥漫着无处不在的自我阉割，大家写东西总是先给自己设限，删来改去，生怕文字里藏着雷，随时踩炸。

有时候不是别人来查，而是自己先自己吓自己。

最明显的就是作者，每每动笔都要琢磨再三，哪些话该说，哪些字碰不得，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重重防护，不敢随便发挥。

尤其是涉及明朝的历史，大家更是谨小慎微。

乾隆四年，朝廷把《明史》定了稿，等于官方把明朝的历史盖棺定论，以后的文人不仅不能随便补写、评说旧事，对《明史》有啥不同意见更要闭嘴。

写史论，敲每个字前都得抖三抖，超了那道红线就麻烦大了。

比如说张永铨的《闲存堂文集》，按照当时流传的目录，他在第五卷本来应该有一篇明史论，但各地印刷出来的书里，这篇文章都不见踪影。

很可能就是后来看风向不对，出版时自动自觉地把它去掉了。

目录里还留着名字，也不知是疏忽错漏，还是印刷时没处理好。

还有，官方那版《明史》死活不认南明是明朝的延续，所以谷应泰写《明史纪事本末》也就干脆对南明只字不提，把南明的那段全给略过，关于清军北上时的抢夺劫掠也是能避就避，经常把清兵的暴行嫁祸给流寇。

像孔尚任的戏剧《桃花扇》，写到兵灾也专提流贼，不敢沾清军半点。

自乾隆之后，地方志中有关明代的史实，基本上都是一字不动照搬官撰的史书，写历史只剩笔记工，完全不敢加自己一点评议和考证，就怕和朝廷口径有一丁点出入。

再说嘉庆年间出的那本《国朝汉学师承记》，里面记录了清代汉学发展的脉络。

当作者要为顾炎武、黄宗羲这两位大儒立传时，明知道他们学术地位重要，书里必须有，但俩人终究是出了名的反对清朝，要是写在前头，也会惹事。

结果，作者灵机一动，把这二位挪到了卷末，既保留了名言大德，又不至于让人挑毛病，可见政治压力之下，写书都是步步惊心。

那时候，搞学问的人就连日常用字也怕得要命，比如写诗文，明清两字都不敢随便写，生怕惹祸上身。

乾隆年间，有个官员胡中藻因为写诗用了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结果被皇帝揪住毛病，最后竟因此被处死。

所以在清代，要提到明朝，往往用汉宋日月等模糊词代替，而要说清朝，就写成秦金胡虏来暗指。

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教授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里还认为，受这种朝廷压力，从清初到中叶，底下其实悄悄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民间焚书运动，远远比官方下令销毁的还多。

比如朱彝尊，康熙曾让他参与《明史》编纂，家里珍藏了许多明末史料，后来康熙查《明史》那会儿，他人不在家，家人怕惹祸，索性全把他藏的那些史料一把火烧了。

还有何焯，康熙年间因案下狱，他门生担心有人顺藤摸瓜查出什么把柄，急忙将他写的《道古斋识小录》连同雕版通通焚毁。

其实这些书未必真有问题，但架不住人人自危，为了保险，全部毁掉免得后患。

有意思的是，连归隐也成了罪过。

清初有个文人叫吴照南，他找人画了一幅《石湖渔隐图》想请题字。

谁知翁方纲一瞧，吓得汗都下来了，连忙写信劝他改名：太平盛世哪还能藏身于世外？你自称‘渔隐’，搞不好被人怀疑心怀不轨，是不是对当今朝廷满腹不满？吴照南赶紧听劝，把画名改成了《石湖课耕图》。

其实中国历来有归隐传统，朝代变乱时有人明哲保身，天下太平时出仕做官这本就是常理，但一到清代，归隐都变得敏感了，足见社会压力之大。

出版商在这股风气下也同样谨慎。

毕竟开书铺是为了赚钱，不敢随便拿脑袋开玩笑，对什么书能出版、哪些内容危险，他们格外留心。

例如文天祥的诗文集，从雍正年间一直到道光，足足一百多年无人敢再版。

计六奇写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记录明末清初的风云变幻，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还是拖到嘉庆、道光年间才勉强再刊。

还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其内容批评皇权专制，虽然没进禁毁书目，但由于思想敏感，再加上黄宗羲其他书也成为禁书，所以这书自乾隆初年版后，近百年没有再出。

就算非要出版，也有各种小妙招绕过风险：不署刻书时间，不放雕工名讳，作者隐去真名，用笔名和别号遮掩。

除了写的和印的要小心，读这些书的人也同样提心吊胆。

读者们往往怕日后翻船，有些敏感内容被人发现会惹祸上身，于是遇到敏感字句就做处理，抹掉、涂改，留下模糊证据自保。

有藏书比较多的人家，自己编书目录时常常做两套方案：一份自己看，收录完整；外面的版本则把所有敏感书、被禁书全都删出去，不让外人知道。

例如举世闻名的天一阁，嘉庆八九年，浙江巡抚阮元让主人范氏后人编写藏书目录，出了《天一阁书目》。

道光二十七年，规矩松一点了，布政使刘喜海到这里看书，随手记下现存实物，再出《天一阁现存书目》，比之前的目录多了463种，很多禁书原本就藏在馆中，以前的目录却见不到影子。

清代学术研究也有很大转变。

因为文字狱之祸，学者们不敢碰大论大议，考据、训诂就成了主流。

清代乾嘉学派因此大放异彩，专门钻研没人会找茬的问题——小心解释古文、考证一词一物，既安稳又安全。

宋明理学着重讲道理，但这种义理的发挥在清代属于高危区，一不小心就被扣上妄议的帽子。

地理学本该与现实相关，但像顾祖禹整理的《读史方舆纪要》，对明清更迭时的地理变动一字不提，其他地理学家也一窝蜂去研究上古地理，绕开当时敏感。

历史学方面，清朝文人私下修史，内容多集中于明朝以前，以校订、注释、补遗为主，从不敢自立新说，也很少发表议论。

明末时历史写作、修史蔚然成风，到了清代，这风气荡然无存。

史书多由官方把持，私修史占了很小比例。

翻翻《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能看到官修史书有6645卷，而民间私史只有2462卷。

官方就是要让自己的说法成为唯一的正式记忆，把民间的不同声音全部压下去，后人只能看到它想你看到的历史。

普通士人就更不用说了，科举考试成了生活唯一的重心，对眼前以外的天地兴趣全无，也不敢钻研考试大纲之外的内容。

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被彻底钝化，上头要求啥就学啥、考啥就答啥，风向一转，舆论也马上随之而转。

正如清代徐大椿的《道情·时文叹》所说：读书人最没出息，写八股文写得连泥巴都不如。

国家本来是想选贤才，哪想到最后只剩骗人伎俩。

人人读圣贤书，不过是混口饭吃，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想都不用想，嘴上敷衍两句就得了，真让为天下先的脊梁现身，那是笑话。

避席畏惧文字狱，写书不过为口腹而谋。

清朝风气就这样一天天烂下去，文人噤声，士大夫不敢说半句实话，那些敢说真话、有血性的文人气节如同明末一般的咄咄风骨再也看不到了。

谈到创新，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只有自由的土壤，才长得出新奇的思想。

在清代这种死气沉沉、谨小慎微的氛围下，别说创新，连相互之间正常的留言、学术交流都成问题。

外界被封锁，内部处处设防。

朝廷搞思想钳制，闭门锁国，大家还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风云巨变。

清朝社会普遍喜欢互相蒙骗、掩饰太平。

这跟乾隆的性格有极大关系。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皇帝就喜欢一片平安无事的假象，不愿揭自己老底，希望所有人都只说好，不准戳破。

等到西方坚船利炮敲门，中国人才猛然惊觉，世界在悄然脱胎换骨，国家已陷困境，但这时才懵懂清醒，为时已晚。

随之而来，就是中国百年积弱、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

到了内外交困的晚清，很多过去的禁书又悄然出现了——有关明清之际的记载、记述明末抗清志士忠贞不屈事迹的著作开始重印，就是想激励国民，学习前辈风骨，以抵御内乱和外侮。

王夫之的书也是此时再现，不过经常删改，有选择性地利用他维护儒家正统思想。

明末地理、兵书原本被视为极其敏感，因为关系到作战布防，朝廷自然不愿流落民间，怕有人据以反抗。

可形势急了，国家顾不得太多，又重印出来，士大夫就想从祖宗留下的经验中吸点力量，希望能挽大厦于将倾。

然而，需要澄清的是，当时朝廷从没公开发布过宽禁、取消文字狱的文件，禁书政策也没彻底终结，印这些敏感书还是偷偷摸摸，出版社总是心惊胆战，有些书还是不敢碰，太敏感的仍然压箱底。

直到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宪法才明确保障人民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

说到这里，有些人会疑惑，既然清朝对危险书籍大肆清剿、焚毁，怎么后来还能存下来再版？其实道理很简单，清朝虽然社会控制力空前，但毕竟力量有限，禁书总归禁不绝。

不管怎么查，底下总有漏网逃逸的。

公务员有限，光负责抄书、烧书还得是识字人，所以清政府无论再强，也做不到家家户户逐本清查。

有些体制内官员自己反感禁书政策，有人不肯认真办差，只当交差了事。

有的地方官吏和乡绅商贩本就是乡里亲友，办事睁只眼闭只眼，结果很多禁书根本没收上来。

就算上面严令销毁，民间对策也多，交一半留一半。

管理方式落后，缺乏精确统计和盘点，根本无从得知还有多少书在老百姓手里。

再看印刷和流通环节，商人一遇到牟利机会照样铤而走险，私下雕印禁书，流于坊市。

或许以传统观念看，商人唯利是图，但要不是这些人舍命留下一些书脉，文明的火种也难以传世。

综上，清代的文字狱和言禁政策，让整个社会陷入了高度紧张，多数人生活在恐惧和压抑里，无论是作者、出版商还是普通读者，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