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极其危险且令人不齿的观念，那就是从小我们便被教育“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即要懂得装出可怜的样子以获得别人的同情和关注。随着我们步入社会，这种思维方式便渐渐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装作懂得人情世故，假装懂得生存哲学。然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却被一些人推崇为成熟的智慧和生存法则。我必须坦率地说，我对此完全无法认同。为人处世最基本的准则应该是真诚与真挚，展现真实的自己才是最值得追求的。比如，男孩子就应该活得像一个男孩子，什么“奶油男孩”的形象不过是为了迎合某些浅薄的时尚潮流罢了，根本没有必要去附和这些荒谬的流行趋势，哪能算得上是非主流文化呢？

不过，随着我对历史和社会风气的深入了解，我渐渐发现，社会上的这种不正之风其实也并非偶然。早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前，就有人通过这种不真诚的方式成功地获得了利益和地位，因此后人很难完全清晰地辨别和选择这些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千年历史，留下的多是模糊不清的“成王败寇”的观点，而那些本应正义的传统和理念往往被轻易忽视或扭曲。

举个例子，北魏的孝文帝便是历史中典型的“会哭的孩子”。当冯太后去世时，孝文帝的哭泣表现得极其夸张，几乎让人觉得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然而，事实上，孝文帝与冯太后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矛盾极为尖锐。孝文帝为何要装作如此悲痛？这与现代某些圈子一样，如果你不会演戏，无法表演得像个受欢迎的人，那么你就无法获得支持和资源。

冯太后去世之后，孝文帝没有急于迅速掌权，而是选择通过过度表现自己的哀痛来引起公众的同情。他不仅通过减肥、戒酒和完全断绝性生活来展现自己“孝顺”的一面，甚至还故意让人看到他为表达悲痛已经到了身心俱疲的地步。为什么这么做？很简单，他想证明冯太后当初没有选错继承人，并且希望那些曾支持冯太后的大臣们继续支持他。他通过这种做作的方式，传递了一个信号：如果你不支持我，就是不支持冯太后，等于背叛她，而我一旦发火，必定会报复。

冯太后的去世并没有让孝文帝采取果断的政治行动，而是通过一场场表演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孝子”形象。他甚至在冯太后去世后的十个月，就开始在冯太后的墓旁修建自己的墓，向外界宣示自己的忠诚与孝顺。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政治地位加分，并为后来的权力斗争做好准备。

孝文帝以这种高超的演技，赢得了许多人的认同。他清楚地知道如何操纵别人的情感，利用他们的同情心来为自己争取利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孝文帝开始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目的无非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步便是他对宗庙制度的改革。孝文帝通过下诏削减了北魏宗庙中先祖的庙号，并明确提出只有拓跋珪和拓跋弘才能继续保持高位，其他祖先的庙号要向他们靠拢。这一举动，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父亲和自己争取更高的地位，也是在为将来的政治斗争铺路。

他还进一步减少了对民间信仰的祭祀，明确规定只允许祭祀与国家利益相关的神祗，其他不相关的神祇一律取消。这种改革，表面上看是减少了奢侈和繁琐，实则是让所有的信仰与国家权力紧密挂钩，从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

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善意的举措。到了492年，他开始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首先从五行属性的讨论开始，宣布北魏的德性是水德，实际上是暗示自己的政权承接了晋朝的天命。这一宣告，意味深长，它实际上是在宣扬北魏才是继承了晋朝的大一统帝国，其他南方政权不过是“伪造”的产物而已。

接下来，他开始对爵位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削减了许多爵位和军权。特别是那些曾经通过军功获得爵位的异姓王们，遭遇了极大的打击。他们的军权被削弱，许多人开始感到不满，并开始策划反抗。这一系列措施无疑加剧了国内的政治不稳，也让孝文帝的改革成为了一场政治的事故。

然而，最令人意外的却是，尽管这些改革引发了不满，孝文帝仍然通过他精湛的表演和行为艺术，暂时让自己避免了直接的政治冲突。他不断通过“为冯太后守孝”的表现赢得支持，又通过家庭聚会等手段来抚平宗室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孝文帝的政治手段使他能够成功地通过装作孝顺与悲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经典案例，孝文帝利用了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心理，成功地演绎了一出政治戏码，然而他的这些做法并不持久。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显露出内心的暴躁与不满，急躁的政治行为最终导致了无法控制的局面。这种看似温顺、善良的行为背后，隐藏的却是更深的政治斗争和权力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