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子文对财政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始终被英国人的影响所左右，无法摆脱这些束缚，并且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真是令人叹息！”随后，随着“黄金风潮”案件的爆发，蒋介石对宋子文的失望与日俱增。蒋在日记中愤怒地批评他：“没有任何才学，败坏了国家的政务！”这些尖锐的言辞，正是蒋介石对他的“小舅子”——宋子文的深刻不满。

尽管蒋介石对宋子文持有如此负面的态度，但宋子文自己对蒋介石也有着深刻的不满情绪。早在1933年，宋子文就曾试图劝说蒋介石，把抗日问题放在国家最重要的位置上，但蒋介石拒绝了他的建议，并且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愤怒之下，宋子文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并愤慨表示：“做财政部长，和做蒋介石的走狗有什么区别？”他对自己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局面感到厌倦，也表明了他对金钱权力并不看重的立场。

尽管宋子文表面上似乎对金钱并不感兴趣，但社会上却流传着他收受贿赂的种种传言，甚至有人指责他在国家动荡之际大发国难财。1947年，宋子文来北京视察，在此期间，一位名叫郭昭俊的人专门给他送来了两幅珍贵的字帖，分别是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说到郭昭俊，他的身份并不普通，他的父亲郭葆昌曾是袁世凯时期的“陶务总监督”，专门负责景德镇的御用瓷器生产。在袁世凯倒台后，郭葆昌转行做起了古董买卖，凭借手中的瓷器和古董，他积累了大量财富，开始大肆收购名画和珍贵的古董。尤其在民国时期，郭葆昌的收藏品不算最多，但如果论珍贵，溥仪的私人藏品无疑排在第一。

溥仪在1924年被迫出宫时，带走了大量珍贵的字画，但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变卖。经过多次流转，郭葆昌最终收购了包括《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以及李白的《上阳台帖》在内的多幅名作。即使是著名鉴赏家张伯驹，也曾试图用20万大洋购买这些画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驹才有了再次购买这些字画的机会，不过郭葆昌已经去世，画作归郭昭俊所有，后者开出了1000两黄金的天价，令张伯驹感到力不从心。

1947年，宋子文赴北京视察，郭昭俊为拉拢宋子文，送上了两幅书画，这一行为引起了张伯驹的强烈反应。他意识到，如果这两幅珍贵的字画落入宋子文之手，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将其归还。因此，张伯驹迅速写文章揭露宋子文收受贿赂的丑闻，这篇名为《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的文章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发表。面临舆论压力，宋子文最终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退还给了郭昭俊。

1949年，郭昭俊急于用钱，将这两幅书画抵押给了英国的一家银行。张伯驹得知此事后，立即联系相关部门，促使国家出面收回这两幅字画。最后，文物局以27万人民币的价格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赎回。此后，张伯驹将自己购得的李白《上阳台帖》捐献给了博物馆，现如今这三幅名帖都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成为了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特别是李白的《上阳台帖》，这幅字帖在三者中最为珍贵，因为它是唯一一幅存世的李白真迹，尽管只有28个字，却充满了李白个性与精神的表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也有一些声音指出，传统文化似乎离普通人越来越远，似乎被束缚在博物馆中。不过，一些企业正在努力让传统文化回归现实生活。

以《上阳台帖》为例，十多年前，茅友公社便看到了这份文物的珍贵价值，并试图将其精神发扬光大。因此，他们创造出了以《上阳台帖》为灵感的“上阳台酒”，专为文化人群打造。这款酒的瓶身设计上刻有《上阳台帖》的缩印，并融入了历代名人的鉴藏印章。瓶身的设计还特别采用了宋徽宗瘦金体题字，体现出浓厚的文人气息。

通过上阳台酒的推出，不仅使得李白的《上阳台帖》得以传承，也让现代人能够通过品酒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上阳台酒不仅仅是一瓶酒，它更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