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椁制作成本高昂，使用石椁入葬，在历朝都有相关规定，可以说石椁的使用与社会内部的分化具有紧密的联系。早在周代就明确规定了天子用二椁五棺、诸侯用一椁三棺、大夫用一椁二棺、士用一椁一棺等。发展到后期也越发地严格，尤其是到了唐代，墓葬形式及棺椁的使用都受严格的制度规定。

除帝王家、特殊政治情况下改葬追赠墓外，官吏入葬需严格依据品级来定墓葬规格，石制葬具只有在“别敕葬者”时才能使用，更体现出了丧葬礼俗中等级规定的严苛。因此石椁具有认定使用者富贵身份的社会意义。

根据史料记载，我国某些地区很早便出现以石椁代棺入葬的丧葬习俗。商周时期蜀地已开始使用石椁入葬,但是这一时期的石椁出土量少，也基本为素椁，不见线刻装饰纹饰，因此无论是以石椁入葬的这一形式还是装饰艺术的表现上都仅处于萌兴阶段。

线刻风格上，由汉代抽象生硬的凿刻用线逐渐转变为魏晋浮雕与线刻过度发展阶段，在物体结构的把握上开始朝现实刻划，整体具有一定的概括性。隋唐早期受绘画“铁线描”的影响，匀速平行运刀，具有一定的程式倾向.后期则受“莼菜式”影响，刻工变速刻制，利用线条的辗转曲折表现出物体间的微妙关系，使线条充满弹性，展现形式多变。

一、使用主体—顶层阶级

汉代是石椁墓的形成期，主要由西汉木椁墓发展而来，除去材质上的差异，其形制、作用与木椁墓大致等同，也多刻意模仿地上殿堂建筑形制。不难想到，之所以由木质改为石质，原因之一离不开汉代人们“死后得以永生”的升仙思想。墓室为安葬躯体灵魂所用，较木质能够更好地“守卫”墓主，同时也更加经久存放。

“墓葬不仅是死者在地下的家园，而且还是死者魂魄进行幻化转变的地方。因此，一座墓葬便成为进入仙境的入口，而它本身的设计和装饰也开始表达对永恒的追求。”同时汉代以“孝”治国，认为“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且“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厚葬成风。

汉人在墓葬形式上刻意模仿地面建筑的布局与规模，在墓葬装饰上也极尽攀比，因此迎来了我国古代墓葬装饰艺术的首个高峰期。画像石的出现，顺应了社会需求，体现了阶层意志，丰富了丧葬礼俗，在艺术表现上更是将人们对于生命延续的渴望与当时宏大的宇宙观凝练在一起，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同时，作为此时期墓葬的主要装饰手段，画像石又与建筑紧密结合，出现了众多画像石椁墓，主要集中在陕山豫鲁苏及四川等地。东汉时期享乐主义愈加突出，较西汉时期画像石椁墓相比，虽无法摆脱早期程式化的模式，但画像石装饰也是愈发有感染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化上，是我国民族大融合时期；思想上，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勃兴以及异域文化的渗透都影响着艺术的发展，尤其变现在绘画、雕塑和书法等方面。艺术的发展及用工技艺的进步使石椁装饰艺术由画像石形式开始转向浮雕及线刻，由雕塑性刻石转向绘画艺术性刻石。

魏晋发现含刻凿装饰的代表性石椁共有六座，使用石椁时间主要集中在北魏—隋前。这一时期石椁的使用者身份多是迁徙到中原而来的异族，且在当朝任有官职。选用石椁方式入葬，展现了异族来华对汉文化的接纳、交融与碰撞。

隋朝为承上启下的过渡期，在统一南北朝后，前朝葬俗得以沿用的同时，隋文帝颁布丧葬法定，针对天下诸人“著令皆为定制，无相差越”。此时期石椁的使用者除外来民族外，又出现了汉民族的上层权贵，形制上以歇山顶式开始占为主流。

隋朝统治者还重视政教，因此艺术也得到了重视发展。隋代绘画发展全面，涌现百家集之所长，佛教的复兴影响，使宗教题材绘画创作尤为活跃擅长。此时，人物的描绘也更加追求自然生动，体现真实生活。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题材风格均在石椁线刻装饰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唐代盛行厚葬，又因前后丧仪规制的变化使石椁的发展主要呈现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唐初期，丧葬制度基本沿用隋朝，一些高官仍使用大型石椁入葬。第二阶段是在唐高宗以后，唐代的丧葬制度在此时形成规范，石椁使用者的身份受到了严格限定，除帝王使用石椁外，还有品官可得“恩典”特例使用石椁入葬。唐玄宗时期为第三阶段，也是石椁由盛转衰的重要阶段。

隋唐时期是石椁线刻艺术最鼎盛时期，受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不但在线刻的表现内容上体现出生活化，更是在表现形式上显示出独特性。无论是早期石椁画像石，还是后来的石椁线刻画，都离不开上层阶级的需求，这些需求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艺术的纯熟。

二、石椁线刻风格的演变

1.两汉线刻—萌芽简朴性

中国的绘画艺术历来讲究“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在绘画技法上最大的特征可谓是以线描为主作画，用线造型同样也是石线刻画的重要特征。石刻线艺术以石为纸，以刀代笔，经过层层工序雕凿而成，笔法或苍劲或绵柔，具有鲜明的特色。

书画同源，这种线体的书写性特征渗透于石椁线刻中，在石面上用笔刻线粗细长短的不同都如纸上绘画般能流露出不一样的情感，如“笔断意连”等这些传统的书法韵味在石刻线画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对于线刻艺术中的线体特征在各时段也呈现出独特性。

两汉时期，石椁画像石兴起。此时，为突出主体对象，刻石主要利用阴线刻、阳线刻、浮雕等形式进行凿刻。线条本身平面无意识，但勒石匠人们却利用几根简单的线条在石头上便可塑造出物体的形象，既简约又自由生动。

看汉代石椁画像石总体的发展，受社会物质文化的局限性，以及石灰石本身易碎易变形特质的影响，石刻匠人们顺应石材特性，在刻划用线上并非是精雕细琢，总体表现出粗拙、深厚的特点。在刻线技艺上虽没有魏晋及隋唐成熟，但是有粗细长短的变化，阴线刻划凹面窄细，剔地主体突出。

薛垓191号墓西壁，椁板左右两边均刻穿壁纹，用线简练顺畅，在表现穿壁纹饰时将壁纹内部镂空，而连接处则采用剔地细线。中间表现的是一亭内端坐墓主，亭外立两柏树，画面整体简单质朴，亭顶及柏树均采用细密的排线刻划，具有一定的韵律感。人物的表现上，神似几何形体拼凑而成，宽大双袖配上长袍，而腰部却表现的极为纤细，具有很强的艺术效果。

2.魏晋线刻—过渡多元化

魏晋时期，石刻匠人开始模仿绘画的用笔方式在石头上推刻运刀，成为刻石艺术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几座典型的入华粟特人石椁墓中，宋绍祖石椁、智家堡石椁采用浮雕形式装饰椁面；北朝石椁、史君墓则利用线刻及浮雕的组合形式对图像进行刻划；宁懋石室采用线刻方式装饰椁面；青州傅家石椁画像石则同两汉石椁画像石装饰手法上有相似性。

这些石椁上的装饰内容极为丰富，且充满了故事性。例如宁懋夫妇石椁墓中雕刻的孝子故事及生活庖厨，史君墓刻有袄教信仰及出行、宴饮场景。虞弘墓为隋代石椁，但因同为入华粟特人石椁因此与史君墓中线刻技艺进行对比。该墓利用浮雕贴金形式更是刻绘了丰富的人物、异兽及其它题材。

其中虞弘墓的表现形式比较特殊，以椁壁及底座浮雕为例，画面整体看来十分立体，可见马的鬃毛与马身并不处在同一平面，而人物及头部背光亦是如此。在面部刻画上，眼窝及五官的处理生动，这种表现手法虽同画像石凿刻一样剔地，但是却有极大地不同。

勒石工人们利用点、线、面的多方面结合，将画面凿刻成多层次来表现，使画面整体统一而所刻物象又极为突出，在这一点上，较汉代勒石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与上述虞弘石椁浮雕手法不同，北朝石椁除门扉及椁角侍卫采用浮雕形式外，石椁四壁图像均利用强劲有力的阴线细刻。椁面中画面整体协调，没有明显的凹凸，整体纹饰可见其经过缜密的布局与构图。用线上十分细腻，在保证线刻物象整体的同时又具有节奏感。

这种特点也是魏晋用线的总体特点，表现画面经过严密规划，勒石匠人对线条游刃处理，石椁线刻整体纹饰表现出图像多样性及概括性。在表现技法上，魏晋石椁装饰既有浮雕形式又有线刻形式，展现出了石椁装饰风格特别的多元化表现手法。

3.隋唐线刻—巅峰世俗

隋唐线刻艺术不仅仅继承了由汉至南北朝之间线刻艺术刚劲挺拔、如行云流水般的传统，同时又注入了风雅开放的时代特征。“用线造型”这一特点作为重要的造型手段，开始利用粗细曲直的变化来表现物象。此时期石椁线刻艺术中用线的节奏、韵律以及形式法则都能够体现出线体的装饰性特征。

除虞弘墓采用浮雕形式表现袄教信仰外，传统中国装饰喜欢以图像外形和美术记忆来表达审美的价值取向。在乾陵陪葬墓及敬陵武惠妃石椁的线刻画面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物、花草、动物分别置身于富丽繁复的百花卷草之中。

人物形象写实，造型准确，同时以圆满夸张为基调，似是墓主生前的生活写照，多者结合构成了一幅幅优美的线刻画面。除上述之外，隋唐时期石椁线刻依据表现对象的不同，线条也体现出了多元化特征。唐早期李寿墓时，人物用线还较硬，而乾陵陪葬墓中三石椁用线细柔且流畅。

由于时代审美及表现的缘故，隋唐间石椁线刻的主题内容更加倾向世俗性，在摆脱了宗教信仰及政教影响下的石椁线刻更加突出了其装饰地位，刻划用线上也随绘画技法的发展而更进一步，以线造型，展现出了石椁线刻艺术峰时期的精湛技艺。

三、总结

石椁线刻装饰从汉代发展一直到唐代兴盛及衰落，刻划用线中都体现出了时代的独特性。线体的流变可以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特征及情感观念，我们可以从两汉画像石肃穆古拙、用刀粗狂有力的刻纹下体会儒教“成教化助人伦”的时代精神，以及道教“升仙”的大众祈愿。

可以从魏晋时期故事性的石椁浮雕中探寻到入华粟特人的民族风俗与袄教信仰，以及感受中外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再发展。在隋唐的石椁线刻画中体会民风开阔、自由乐观的社会风貌，以及受风俗人物画影响，刻划用线的精准细腻与灵动多变。除此之外，线刻的发展还进一步说明了勒石工具的演进及勒石匠人技艺的逐渐精湛。就是这种既可刚健又可柔韧的用线才造就了石椁线刻艺术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