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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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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兰泡到撒马尔罕，俄国人一贯采取的策略是：“占领土地，更要占领人心”。在苏联解体前夕，中亚的俄语已经几乎成了标准语言，甚至不逊色于俄罗斯本土的语言。

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苏联的崩塌速度超出了预期。如果多维持几年，或许中亚早就成为“斯拉夫五兄弟”之一。

说到苏联的同化政策，我们不能只从“冷战美学”的角度批评它，而应回溯到沙俄时期。当时，俄国人的扩张路线主要分为两条，一是向东穿越西伯利亚，二是向南挺进，征服中亚。每到一地，俄国军队总是率先进入，教堂紧随其后，最后才是学校、医院以及行政区划。就这样，哥萨克骑兵踏进了撒马尔罕，俄语的教科书也随之进入了教室。

进入19世纪末，俄国完全吞并了中亚五国，并让这些地区充满了浓重的“俄味”。俄国并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通过细致的同化，把中亚地区当作俄罗斯帝国的“调味料”。在这里，土地资源被充分开发，人口严格控制，语言的更替也迅速发生。比如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许多游牧民族被强迫定居，而伴随着这些定居点的建立，俄式的城市建筑风格也应运而生。

等到苏联成立后，这些做法并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更加精密。苏联不仅设立了“加盟共和国”，还在“苏维埃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民族平等”包装成了“俄化模式”。教育系统彻底改为俄语授课，报纸和广播也用俄语播报，甚至连日常对话中都要掺杂一些俄语词汇，显得“现代化”。

然而，中亚并不是苏联“试水”的第一个地区。最典型的例子是加里宁格勒，这个原本属于东普鲁士的地区，在二战结束后被苏联接管，德国人被或驱逐或同化。大量俄族人口迁入，经过三代人的变迁，如今街头的招牌、教堂里的歌声以及孩子们的作业，都是用俄语完成的。原来的名字“哥尼斯堡”早已被遗忘。

中亚的同化进程同样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将这一套“俄化体系”从外东北复制到哈萨克草原，并配套实施了移民政策。通过“处女地开发运动”和“高等教育建设”两大手段，大量俄罗斯人涌入，蒙古包旁边开始建起砖瓦房，清真寺附近飘起了红旗。到了1960年代末，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口比例曾一度超过本土哈萨克人，最多时达630万，成为当时苏联境外最大的俄族飞地。

苏联不仅仅是有宏伟计划，它更像一个“建筑师”，准备在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全面占领中亚。从控制生产要素到垄断话语权，俄化的进程深入制度层面，只等待着时间的推移。然而，这一切都缺少了最重要的条件——足够的时间。

到了1970年代，这场“俄式炖中亚”的大锅开始冒烟了。锅里的食材开始混杂，连人的身份认同也变得模糊了。俄语不仅仅是课堂语言，它已经成为了中亚职场晋升、政府考核和社会认同的唯一通行证。如果想进工厂，必须懂俄语；想当官员，必须写俄文文书；想看电视新闻，俄语频道全天播送。

在乌兹别克斯坦，70%以上的高等教育课程都用俄语授课；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1990年前几乎听不到当地语言的广播；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中心，小学教材中，主体民族语言只保留“母语课”，而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则全是俄语授课。

苏联的同化政策不仅仅体现在教育领域，也广泛影响到行政管理。通过实施“族际融合”政策，苏联鼓励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到了1980年代，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跨族婚姻比例一度超过15%。这意味着，许多孩子的语言选择、文化认同，从出生起就被引导向“斯拉夫轨道”。尽管户籍登记上仍然是“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但很多年轻人在家里与祖父母沟通时，已经需要翻译，俄语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语言”。

此外，苏联还培养了一批“精英俄化”人才。这些人外表是中亚人，思维方式却全是俄式的。他们大多在莫斯科的高校接受教育，熟知列宁主义理论，能够撰写俄文报告，甚至参与克格勃工作。回到本国后，他们成为了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半边俄人”，推动了俄罗斯文化的深度渗透。

到苏联解体前夕，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口依然达到100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俄语是官方语言；塔吉克、哈萨克和土库曼的广播系统仍然以俄语为主。

可以说，虽然各民族的文化还没有完全同化，但在语言、意识形态以及精英文化方面，已悄然与俄罗斯接轨。这一过程并非被强迫接受，而是在制度层面逐渐内化。表面上，中亚各族依然保留着传统舞蹈和服饰，但一转身，教科书里是俄文，新闻主持人讲的也是莫斯科腔。

苏联的“同化大锅”在这个时候已接近沸腾，只待最后一刻的“炖煮”。

然而，正当苏联认为这锅“同化”即将完成时，1991年它却突然解体。解体的速度和方式出乎所有人意料，苏联没能撑过最后的几分钟。同化进程未能完成，中亚各国的文化独立也随之开始。

1991年，中亚五国在独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文化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迅速废除了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并转用拉丁字母，彻底与俄罗斯的文化体系“断开联系”。塔吉克斯坦则全面去除苏联象征，哈萨克斯坦启动了民族认同重建计划，甚至开始从蒙古、阿富汗等地招募哈萨克族人回国定居。

吉尔吉斯斯坦的变化最为明显：1991年，俄罗斯族人口为100万，占总人口的24%；而到了2021年，俄罗斯族人数降至35.4万，占比仅为5.44%。在这三十年间，主城比什凯克已从“俄语城市”变成了双语共存，逐步转向以本民族语言为主。

哈萨克斯坦的变动同样显著。自1990年代以来，哈萨克族人口比例从40%增至70%以上，部分得益于“高原回流”政策，吸引了大量哈萨克族侨民从中国、新疆、蒙古等地迁入。此举不仅增加了人口，更是修复了民族认同。

教育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塔什干大学、纳沃伊师范、比什凯克科技学院等高校逐步将教学语言从俄语转为本民族语言。媒体方面，国营电视台停止播出莫斯科节目，开始转向本地文化的宣传。到了2020年代，中亚五国在联合教科书、语言研究和宗教节庆等方面，全面进行了“去俄中心化”改革。

如果与加里宁格勒和外东北这些“俄化完成区”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些地区依然稳定，俄罗斯族人口超过90%，没有独立的意图，也没有文化冲突。而中亚，原本也是按照这条路线发展的，但历史的一把手刹突然拉住了它。多出的那几年时间，或许能让撒马尔罕成为“红场东部的前沿”，让比什凯克也可能涌现出“哈萨克斯大林”。但是时间未能再给苏联机会，这锅“同化”的汤，在最后一刻，被泼回了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