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梁在定陶之战中失败并丧命后，楚军的局势瞬间崩溃。失去主力支撑的项羽和刘邦只得带着残余的亲军回到楚地，重新依赖楚国的庇护，并将楚怀王迁至彭城。章邯在取得压倒性胜利后，错误地认为楚军已经元气大伤，难以恢复，便将目光转向了赵国，计划联合长城兵团剿灭赵国，彻底消除秦朝面前的最大障碍。

然而，章邯在此战略决策上犯了个关键错误。基于传统的战争思维，他应该优先追击楚军，而不是急于调转方向对付赵国。战争的规则是，面对强敌，必须速战速决，精准而果断。若草率放过敌人，最终必会后患无穷；但对付较弱的敌人，可以慢慢消耗，甚至拖延其灭绝。赵国长期以来是秦朝最顽固的对手，燕赵的士兵血性十足，给秦国带来了无数麻烦，甚至秦国也多次在赵国面前吃过亏，导致秦人对赵国始终心存恐惧。因此，章邯认为只要打垮赵国，反秦势力就会土崩瓦解，这种想法显然低估了赵国的抵抗力和秦朝自身的脆弱。

实际上，楚国才是秦朝最致命的敌人。楚军凭借其强大的战力和多次的胜利已经让秦军吃尽苦头，章邯此时刚刚击败楚军主力，正是一个痛击楚军的最佳时机。然而，他的眼光停留在传统的敌人面前，未能意识到楚国与赵国在此时已发生根本性的角色变化。章邯这个战略失误最终引发了震惊古今的巨鹿之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政治连锁反应。

楚军回到楚国后，遭遇了重大军事失败。与此同时，政治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楚怀王熊心发现了一个抢夺权力的机会，准备借此扭转自己在政权中的地位。可以把楚国的政权比作一个企业，项梁创立了这家公司，打下了基础，并借用了“楚国”这一名号，聘请熊心担任领导。而项梁作为实际掌权者，熊心则名义上担任国君。项梁死后，熊心看到了迅速提升自己的机会，毕竟谁也不想当一个空架子的老板。

从项梁战死后，楚怀王便开始采取强硬手段逐步掌握实权。他以楚国最高领导的身份召集义军，整合所有能用的兵力，并削弱项家军的影响力。为此，楚怀王通过合并军队、剥夺项家军的指挥权等手段，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控制范围。这种夺权的举措，在政治上被视为阳谋。毕竟项梁已死，楚家军已经没有实质性的领导者，楚怀王掌权也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这种“阳谋”过于直白和粗暴，项羽内心感到愤怒却也无力反抗，只能通过表面上的合作来维持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项羽虽然内心不满，但由于当时的情况尚不成熟，他无法直接反抗，于是主动申请带兵为项梁复仇，带领队伍西行，打算彻底摧毁秦朝。然而，楚怀王却坚决不同意，经过多方博弈后，最终将项羽“安置”在鲁地，让他留在家中疗伤，实质上剥夺了项羽的军权。

与此同时，赵国的求援使者一波接一波抵达彭城。楚国高层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并决心将所有可动用的兵力进行调配，以北上援赵。这一战略决定无可挑剔，毕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敌国之间的联合合作显得至关重要。然而，楚国的战术布局却并不单纯。

首先，领军北上的并非项羽，而是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则为末将。宋义虽然出自项梁部下，但并非项家嫡系，且明显已经投靠了楚怀王。范增这个神秘人物虽然身负重任，但其立场并不明确，显然并非完全支持项家。通过这几个人的组合，楚怀王显然有意限制项羽的军权，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

其次，楚怀王安排刘邦带兵西行扩张战线。虽然这个战术从表面上看似乎合理，实际背后却是为了让项羽感到不满。项羽曾提议过西行攻关，但当时遭到拒绝，而如今这个建议却被采纳，并且由刘邦执行。这让项羽感到被排除在外，因为此举实际上是对项羽的打压，楚怀王无疑有意让项羽感到失落。

最后，“先入关中者王之”的“怀王之约”，虽然口号简单、看似公正，但实际上却大大偏向了刘邦。项羽领兵北上，面临的是数倍于己的秦军，而刘邦则可以在西部与敌人展开较为轻松的战斗。显然，楚怀王此举的本质是为了让刘邦获得先机，给项羽设下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些策略的背后，彰显了楚怀王的政治手腕，虽然表面上看得过去，但实际上早已成为针对项羽的精心布局。楚怀王的政治算计让项羽感到愤怒，但他仍未立即采取反击行动，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内心对局势的某种期待。

总之，楚怀王通过这一系列政治举措，成功地加剧了项羽与其他将领之间的矛盾，使项羽成为“贵宾观众”，使自己牢牢掌控局势。然而，这样的政治权谋最终却以楚怀王的失败告终。项羽凭借个人力量赢得了巨鹿之战，重新获得了军权，而楚怀王则陷入了孤立。

从楚怀王的行动中可以看出，过分计算、权谋使人容易失去分寸。历史上许多人因聪明而失败，最终自作自受。人心难测，深不可测，而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是我们生活中最宝贵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