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是国民党众多战略区长官中，极为独特的一个人物。那么，他的特殊之处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胡宗南在地方上的掌控时间特别长，军事、政治、党务三者都牢牢把握，堪称一把抓。其次，他从未在中央政府担任职务，无法依靠近水楼台的便利，但在国民党高层的宠信和地位上，却与陈诚、顾祝同、二陈、张治中等中央大佬们平起平坐，甚至不逊色分毫。最后，胡宗南的特殊地位源自他所采取的深思熟虑的战略性手段。接下来，我们就聚焦这一点，详细分析一下。

一、独步的“地方王”

胡宗南被誉为“西北王”，尽管这个名字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毕竟他只控制了陕西一省，并对山西也有些许影响，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大多未曾在他的掌控之下。然而，在国民党众多将领中，他无疑是唯一一个拥有“西北王”称号的军阀。

胡宗南的崛起与西北密切相关。早在1935年，胡宗南就以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身份，在追击红军时进入甘肃，在天水驻扎。年末，汪精卫遭遇刺杀，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则顺势接管了行政事务。蒋介石趁机提拔自己的黄埔学生，其中包括胡宗南。胡宗南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虽然这个职务名义上未曾到职，但其权力相当不小，很快他便一跃成为了军政双料的重要人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宗南被派驻陕西，成为关中地区的军事大佬。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蒋鼎文，两位此前的掌舵者，分别因个人原因未能带领西北稳固局势，而胡宗南凭借17军团的力量，在陕西稳坐了军事大佬的位置。直至抗战胜利，胡宗南凭借其超强的军事背景和坚实的政权根基，逐渐实现了对陕西的完全掌控。

相较于其他如阎锡山和傅作义等地方军阀，胡宗南对陕西的控制尤为彻底。可以说，胡宗南在陕西的地位极为特殊，他的军政掌控远超大多数战略区长官。胡宗南对于资源的调动、对部队的指挥等，展示了非凡的能力。

这种地位不仅意味着权力和财富，还代表着极高的抗压能力。即便面临诸如西府战役的失败，胡宗南依旧能保持后方的稳固和地位不崩溃，西北的局势依然没有出现剧变。

然而，地位和实力本身并不足以支撑胡宗南的长期统治。尽管他的军事才能有限，但他的政治眼光却弥补了这一不足。

二、胡宗南的战略手段

胡宗南最大的战略手段之一便是其深远的政治眼光。1936年，蒋介石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红军进入陕北问题。其他将领普遍认为红军不过是垂死挣扎，无法恢复活力。而胡宗南则坚定认为，红军将会为打通西北与苏俄的联系，进而参与国际共运，为此将加强西北的战略地位。蒋介石被胡宗南的眼光深深打动，认为他具有不同于其他将领的深刻洞察力。

除了政治眼光，胡宗南在地方政权中的操作也别具一格。例如，胡宗南并未担任陕西省省主席，但他却通过巧妙地安排和控制了地方官员的选拔，基本掌控了陕西的政务。在1940年，他成立了“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名义上由省主席蒋鼎文主持，实际上胡宗南兼任副指挥官，掌握了重要的民政职务。

三、胡宗南的“办校”之道

胡宗南的另一个独具特色的战略，就是办校培养干部。正如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忠诚的军官，胡宗南也充分认识到培养干部对于掌控权力的重要性。1936年，面对粤桂联军的挑战，胡宗南在军队尚未投入大规模战斗时，便在长沙组织了全师的“军官暑期训练班”，通过系统的培训提升全师军官的综合素质。

在担任陕西的军事领导后，胡宗南于1938年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校址位于西安王曲镇。与其他地方的分校相比，这所分校不仅规模庞大，且培养的军官质量较高，成为了西北军区的“人才基地”。王曲七分校的学员多达两万余人，其培训的干部数量与质量，远超其他分校。胡宗南还通过“战干四团”培养非军官背景的青年，充实了军队和政府的政治工作力量。

此外，胡宗南还开办了多个训练班，如“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北干部训练团”等，这些都为其长期稳固陕西政权，甚至向中央扩展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四、军事上的短板与败局

然而，胡宗南的军事能力并非完美无缺。虽然他在军政上的统筹能力十分突出，但在指挥作战方面，胡宗南却存在较大的缺陷。尤其是在战役指挥的精细调度和临场反应上，他远逊于其他将领如白崇禧、杜聿明等。

胡宗南虽然统筹陕西局势多年，但他未能有效整合西北的所有军事力量，尤其是未能统一马家军的指挥。由于两者之间的派系矛盾，导致胡宗南在实际作战中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优势。此外，胡宗南指挥的战役常常因为缺乏细致的战略部署，错失了许多制胜的机会。

尽管如此，胡宗南依然凭借其深厚的政治资源和强大的干部队伍，在西北战场上保持了相对持久的抵抗力。这一切，不仅源自于他有远见的政治布局，更离不开他在军事与干部培养上的独到之处。

总的来说，胡宗南在西北的战斗并非一场轻松的胜利。他的成功，更多是通过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政治手段和实际操作手段，配合他在军政权力上的统筹，而非单纯依靠军事才能。尽管如此，胡宗南在西北的统治仍然在较长时间内展现了极大的韧性和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