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对俘虏管理的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前，就在山东创建了一个战俘团，专门负责对俘虏进行改造，尤其是一些较高阶的国民党军官。许多当时被俘的国军团级以上将领都被送到这个战俘团，在那里接受教育和改造。事实上，后来在北京设立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很多管理经验便参考了陈毅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陈毅在最初并没有预见到这个战俘团的管理竟会使他“捉到”那么多重要人物。尤其是在华东野战军时期，随着战斗的深入，捕获的敌方高级军官越来越多，战俘团的角色和影响逐渐加重。

一、华东战俘团捕获的“重要人物”

在山东野战军的初期，由于全面内战尚未展开，陈毅所部捕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数量不多。直到1946年，华东地区战事愈发激烈，山东和华中两大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打了不少歼灭战，俘虏的人数和层级都大大增加。随着华东野战军逐渐取得胜利，战俘团也扩展了其管理和改造的范围。虽然陈毅于1948年暂时离开了华东野战军，但这个战俘团一直沿用着他所设立的规矩和政策进行管理。

陈毅最初的政策是尽量争取战俘的转化。如果他们愿意为新政府工作，那便尽量争取；如果不行，则通过持续的改造来改变其思想。对于那些极其严重的战犯，则毫不手软，进行严厉的处置。对于军长和中将以上的高级军官，除了少数自愿转工作或者被个别释放外，绝大多数都在1959年以后得到了特赦。然而，也有一些高级军官在被俘后，逐渐接受了新政权的管理，如七十四军的军长邱维达、十二军军长霍守义等，都最终参与了工作的安排。

然而，也有不少“自取灭亡”的例子。四十二集团军的总司令郝鹏举便是一个例子。此人曾一度投降，但又反复无常，最终在莱芜战役前夕被俘。尽管他在战俘营中尝试逃脱，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在众多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中，曾长期处于权力顶峰的他们，终于被推到普通的战俘身份后，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那些在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指挥官，开始展现出与普通人一样的情绪波动，甚至在战俘营里互相开玩笑、吵架，打趣交流，形成了一个别样的景象。有些高级军官甚至说：“在国民党军中，我们很难碰到这些同僚，而在共产党的战俘营里，却是经常见面，成了历史的奇迹。”

最令大家感到惊讶的是，三个曾任山东省主席的人竟然都被关押在同一个高级战俘团。这个情形在整个战俘营中也算是独一无二，令人津津乐道。

二、孙良诚死于自责

这三位省主席分别是：1928年担任山东省主席的孙良诚、1942年担任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以及1946年至1948年担任省主席的王耀武。让我们先从孙良诚开始讲起。

孙良诚，天津人，早年参与了西北军，因其在战场上的勇猛，曾被誉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但在抗战时期，他屡战屡败，最终在1942年投降日军，成为汪伪政权的高级将领。抗战结束后，作为汉奸的孙良诚本应受到严惩，但由于长期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财富，他通过行贿蒋介石，顺利重返国民党，担任第一绥靖区的副司令。

然而，在1948年，孙良诚在淮海战役期间向华东野战军投降，被俘后，尽管他获得了相对宽大的待遇，却始终心里不安。后来，在一次文娱晚会上，他情绪有所发泄，拿出了自己过去恶行的顺口溜，进行自嘲：“黄克诚，孙良诚，黄克诚克孙良诚”，说完后，大家纷纷笑了出来。虽然他有时表现得比较豁达，但内心的负罪感一直没有消散。

1951年，孙良诚在战俘营中爆发了情绪危机，遭遇同僚的激烈指责，最终他愤怒地说：“我当汉奸，你们也和美国人合作，都是汉奸，何必自欺欺人？”这番话让他情绪崩溃，最终因脑出血去世，时年54岁。

三、牟中珩的坚守

牟中珩是抗战时期山东省主席，他在山东沦陷后逃往安徽，最终在抗战胜利后重新被蒋介石派回山东担任保安副司令。在战俘营中，牟中珩虽然说话结巴，但依然保留了许多贵族气质。有一次，面对敌人对他的种种指责，他愤怒地为自己辩解，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汉奸行为。经过调查，最终证实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背叛国家的行为，反而在西安事变中做出了良好的表现。

由于这一点，牟中珩在战俘营中的地位逐渐得到改观。最终他于1966年获得特赦，并成为全国政协的文史委员。

四、王耀武：精于算计

王耀武是这些省主席中最高级的官员，曾任国民党74军的军长，后升任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不仅作战勇猛，而且善于应变，深得蒋介石的器重。性格复杂、奸猾的他，在被俘后仍试图通过与管教干部的合作，获取更多的优待。

王耀武在战俘营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一次，他因一封检举信深感不安，痛哭流涕地向管教干部申明自己无辜，并强烈要求真相得到澄清。尽管他的过错很大，但在改造过程中，他却渐渐展现出了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使得他最终也获得了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