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有着“董狐直笔”的传统，这种历史书写方式追求的是真实和公正，力求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所有事件都真实记录，无论大小。然而，实际历史编纂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甚至会有虚饰和掩盖不光彩部分的情况。尽管如此，整体而言，中国历史大体上是可信的，特别是对于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几乎没有虚构的成分。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带来的是一大批“科技著作”，而非古希腊或其他西方的历史书籍。这一现象令人疑惑，似乎这些传教士的主要任务不是文化交流，而是以“传道”之名，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正式接触到西方的历史文献。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理解很有局限性，他们一方面认为西方的治史方式和中国相似，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频频战败，便开始盲目相信西方的历史叙述，尤其是西方的历史观被误认为是客观且真实的，这种态度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

问题的根源在于：盲目信任西方历史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尽管今天西方在全球文化和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依然需要了解西方的历史和文化。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地看待西方历史呢？我认为，除了常规的考古验证外，我们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听其言更要看其行。

西方历史的研究中，往往需要关注其“行”的层面，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可以通过言辞包装和美化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从西方的历史实践出发，结合实际的行动，形成自己的判断。以西方的殖民征服和启蒙运动为例，过去五百年，西方的殖民扩张带来了黑人奴隶制度和印第安人种族的灭绝等，很多民族因此消失。按照西方的历史叙述，这一切被美化为“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甚至提出了“文明扩散论”，看似西方的扩张无过，甚至有所贡献。然而，西方的这种历史解释显然有问题，因为大规模的奴役和屠杀行为，如何能算是“文明”的行为呢？如果文明的标准是这样的，那么人类的文明和野兽又有何区别？此外，西方的启蒙运动宣扬的“天赋人权”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词，但当时的西方一边高唱天赋人权的口号，一边却在大规模屠杀其他民族。如今，西方将天赋人权当作普世价值来推销，但当今在加沙地区，天赋人权何在？因此，西方的历史往往言之美好，行事却与其言辞截然不同，他们习惯于说“按我说的做”，而忽视“按我做的做”。当我们从“听其言”到“观其行”时，便能发现西方文化中存在诸如残忍、排他、虚伪等令人失望的一面，这将打破我们过去对西方的理想化想象。

其次，判断历史是否符合普遍规律。

尽管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违背常理的现象，但大多数历史事件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也是科学的基本要求。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我们可以观察西方历史中的不合常规之处。例如，中国的板砖从最初的夯土逐渐演变为红烧土房屋，再到红陶土块、烧结砖、空心砖，最后发展成板砖。这一系列变化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西方的板砖似乎一开始就以成型的姿态出现，例如在历史悠久的耶利哥城遗址中，已经使用了大量的砖块。再比如中国在先秦时期，除少数石刻外，很少使用石料，原因并非文化问题，而是当时的技术水平所限，青铜工具的硬度不够，无法进行石材的加工。然而到了两汉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特别是钢的发明，使得石材加工成为可能，于是石材的使用开始增多。与之对比，西方建筑（包括古埃及和巴比伦等）早期便大量使用石材、石雕、石刻。西方的历史叙事往往违背了这些客观规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第三，是否存在统一的标准。

这里说的统一标准，实际上是指“双标”问题。西方在很多领域都有“双标”现象，历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以特洛伊遗址为例，西方宣称通过考古发现，特洛伊遗址的出土遗物与荷马史诗相符，证明史诗中提到的事件具有历史背景。但如果我们将这种方法应用到中国历史上，例如对于夏朝的考证，西方则要求必须有文字证据，然而特洛伊遗址并没有文字证据，除了地理位置的匹配，其他方面几乎没有证据支撑。而西方依然坚定地将其称为“特洛伊遗址”，这是否有些不公正呢？同样，古希腊文献的传承也曾中断过长达千年，而在中世纪才重新出现，为什么西方对此毫无疑问，但对于夏朝的史料却持怀疑态度呢？对于这种双标现象，我们应当保持警惕，尤其在历史考古学的标准被西方所主导的今天，西方往往采取不同的标准来美化自己、贬低他人。

总之，如果我们在研究西方历史时缺乏独立思考，容易就会盲目接受西方的历史叙述。然而，通过以上三个原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叙事也存在诸多问题，许多观点仍然需要重新审视。因此，我们不应盲目相信西方历史，也不能一味接受西方对于中国历史的质疑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