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三苗与欢兜、共工、鲧共同被称为“四罪”，从帝尧时期起，中原华夏集团便开始了对三苗的征讨，这一战争一直持续到“禹征三苗”，跨越了尧、舜、禹三代，最终由大禹击败了三苗集团。自此，三苗势力南移，彻底脱离了中国政治舞台。

问题在于，我们通常认为三苗是一个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部落，似乎无法与中原华夏集团抗衡。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三苗被征伐的历程跨越了三代帝王，甚至连帝舜都在南征三苗的过程中死于苍梧，即“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普遍认为苍梧在湖南九嶷山）。直到大禹最终击败三苗，才使得这一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三苗究竟具备怎样的实力？考古的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一点，三苗的实力远超我们的想象，甚至在五帝时代，它们可能是最强大的对手。

《战国策》记载道：“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位于古代雉县，即今南召县）在其北。”根据这些记载，三苗大概位于长江中游，湖北江汉平原一带，北界可以追溯到今天的河南南阳南召县南部。

1954年，湖北天门的考古发现了“石家河遗址”，这次发现带来了令人震惊的信息：在距今约4000年前，石家河遗址遭遇了毁灭性打击，同时，其他同期的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城池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超过20座城池被摧毁或遗弃，随后，河南洛阳的王湾遗址三期文化开始在此区域取代石家河文化，这包括祭祀与墓葬的风格都展现了王湾三期的特点。

从考古的发现来看，距今约4000年前的“伐三苗之战”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战争，尧、舜、禹三代相继发动了征伐，最终大禹完成了这个任务。无论是从王湾三期文化的兴起，还是石家河遗址被毁的时间与地理位置，所有迹象都表明了这一事件的紧密联系。因此，种种线索表明，石家河文化的先民就是三苗。那么，为什么三苗要经历三代帝王的征伐才最终被打败呢？

实际上，三苗与中原的争斗并不始于尧、舜、禹时代，而早在之前，三苗就已与中原华夏发生过冲突。在湖北江汉地区，油子岭文化（距今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100—4500年）和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000年）都是三苗所创造的文化。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晚期，屈家岭文化初期，河南南阳盆地的文化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断裂现象，这表明三苗势力通过随枣走廊向中原扩展。所谓随枣走廊，是一条贯通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通道，因此，南阳盆地成为了三苗进军中原的重要战略要地。

河南南阳的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了整齐的排房，且房屋被烧毁，室内发现珍贵的石斧、石凿和骨锥以及大量破碎的陶器，这些迹象显示了兵灾的痕迹。而在该层遗址之上，则出现了屈家岭文化的聚落，这一文化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南阳淅川的下王岗遗址，房屋倒塌，现场遗留了大量生产工具和上百把石斧，显然这并非正常的迁徙，而是发生了某种冲突。在此之后，屈家岭文化逐渐扩展，影响力甚至达到了黄河流域。考古发现，伊洛之间、郑州以及山西垣曲古遗址等地，都可以找到屈家岭文化的痕迹。因此，关于“三苗之君”与黄河流域部族发生权力斗争的传说，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可能就是史书上提到的黄帝与蚩尤之战。

那么，三苗究竟有多强大呢？现代考古填补了许多历史的空白，尤其是以下两个最新发现尤为值得注意：

首先，最近的考古研究表明，石家河遗址的面积并非120万平方米，而是348.5万平方米，相当于良渚古城的规模，是故宫的四倍多。石家河是长江中游时期最大的一座城池，其城墙、护城河、外城等防御体系相当完备。而摧毁石家河文化的河南王湾文化遗址，面积仅有2万平方米。

其次，学者郭静云深入研究了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出土情况，发现了从铜器到青铜器的完整进化过程，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与铜冶炼相关的环节，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炼铜证据链，这支持了中国青铜技术的“本地起源说”，并非源自西亚。

这些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了石家河文化在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地位，三苗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早已在社会蜕变的边缘，准备从部落向王朝过渡。

更为重要的是，石家河文化比中原地区的文明要先进，考古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尚书·吕刑》记载了帝尧对三苗的罪行，其中提到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传统观念的丧失，以及原始宗教的变革，尤其是“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表明三苗的社会文明发展超前，远超过中原。

从这些信息来看，尧舜禹的征讨，并非针对一个弱小的部落，而是一个与他们相抗衡、甚至超越的强大势力。因此，尧舜禹三代征伐三苗，除了军事因素，三苗所遭遇的地震、水灾以及内部矛盾等自然灾难，也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最后，史书将三苗描绘成地方性的蛮族诸侯，而考古则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三苗——一个独立且强大的势力。这一差异引发了对史书与考古发现之间差距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