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历史”不仅是中国与日本之间交往的根本原则,也是日本历届领导人应当秉持的基本态度。然而从现状来看,日本却渐行渐远,甚至屡次挑衅中国。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件外交事件,便是日本第124任天皇裕仁去世后,日本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邀请了160多个国家参加悼念,中国也名列其中。
人们常说:“死者为大。”但也有一种说法:“六道轮回。”死亡虽然标志着生命的终结,但却不能成为过去罪孽的掩饰,尤其对于裕仁天皇来说,这更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历史罪名。
裕仁天皇的一生,可谓罪行累累,几乎与“作恶多端”难分难解。
他曾发誓要开辟海外领土,创建一个能够避免本土受到威胁的“缓冲区”。这一切,源于他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也从根本上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
“明治维新”无疑是历史中的转折点,它打开了封建日本的大门,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同时,日本的经济力量也经历了巨大飞跃。
明治天皇试图摆脱幕府将军对天皇权力的控制,集中全力推行“维新”,开启了天皇亲政时代。然而,随着日本实力的增强,明治天皇也在扩张思想的推动下,将目光投向了周边的亚洲国家,最终将朝鲜变为殖民地,并发起了甲午战争,用铁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然而,即便野心再大,终究无法抵挡生命的终结。1912年,明治天皇因病去世,侵略中国的遗志则由他的后代继承。
明治天皇的儿子——大正天皇,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也有一项“成就”:他生下了裕仁,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者,注定要成为侵略战争的主力。
裕仁刚出生时,明治天皇依然在世。可能由于“隔代宠爱”,明治比对自己的儿子更加偏爱这个孙子,并寄托了对未来天皇位置的期待。尽管裕仁由于近亲结婚导致身体虚弱,曾一度被认为“不堪重任”,但明治天皇依然坚持将其培养为继位者。
裕仁年轻时并不显露锋芒,他善于伪装,在面对权威时从未表现出大皇子的傲慢,反而展现出低调的一面。
然而,明治天皇对裕仁的期望并未停止,他采取了极力的培养措施。裕仁的成长环境在军国主义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仅仅70天大时,裕仁就被送往了军人家庭,海军中将川村纯意家中,度过了四年时光,逐渐形成了暴力倾向。
明治天皇还特别叮嘱“皇室”学习院的院长乃木希典,要将裕仁培养成“质实刚健”的王者。乃木希典本是军国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对明治的期望了然于心,这段经历也促使裕仁从弱冠少年逐步塑造为刚毅的青年,最终颠覆了他原有的“羸弱”形象。
裕仁对历史的兴趣也极为浓厚,尤其在其受过影响的军国主义思想中,他对“生物学”的偏爱深深植根于他后来的行为,尤其是他在侵华过程中策划并实施的“731部队”。
裕仁的军国主义倾向愈发严重,许多日本军官支持他,并且帮助他在军中清除异己。最终,裕仁继承了权力,正式掌控了日本的政治与军事大权。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遭遇炸弹袭击,不幸身亡,裕仁天皇的手段极为残酷。他不仅是主谋之一,更因张作霖背离日本计划而做出这个决定。
裕仁紧接着挑起了七七事变,宣称“三个月之内,拿下中国”,然而中国人民并非任人宰割,坚决抗战,最终摧毁了他的“幻想”。
1937年12月,日军铁蹄踏入南京,接下来的六周,日军实施了系统性的屠杀和抢掠,南京成为了无数中国家庭破碎的地方。而裕仁不但没有反思过错,反而公开表扬了这些行为。
当时,西方记者斯提尔在《芝加哥每日新闻》上揭露了日本的暴行,而裕仁领导下的“731部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让世界为之震惊。
尽管中国进行激烈反抗,但裕仁并未因此停止扩张的野心。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使他一度赢得局部战术上的优势,但很快便遭到美国的反制。
直到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终于在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结束了战斗,但中国作为受害国,始终未能从这场战争的创伤中恢复。
然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位发动战争的责任人——裕仁天皇,居然公然推卸责任,说“我实际上是名囚徒,很多事情由不得我”,这种表述令中国人民愤怒不已。
更令人惊讶的是,裕仁在美国的支持下成功逃脱了责任,不仅通过巨额金钱获得民众支持,还得到了美国的庇护。美国看中了日本的战略地位,甚至认为裕仁是日本社会的“精神支柱”,因此在战后选择保持他的一部分权力。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反思道:“低估了中国”,显示出他依然未能完全放下侵略中国的野心。
虽然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与日本有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但对于裕仁天皇的葬礼,中国依然保持了冷静和克制,派遣特使钱其琛出席。在葬礼期间,双方就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争论,日本方面竟宣称裕仁天皇无罪,这种言论再次激起了中国的反感。
钱其琛坚决回应:“正视历史”,并强调裕仁天皇应为战争负责,避免历史被扭曲。
最终,日本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做出了道歉,承认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痛苦。然而,裕仁天皇的葬礼上,成千上万的送行队伍和日本民众的悲恸,依然反映了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社会中的根深蒂固。
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必须铭记历史,警惕任何可能重演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