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名叫文强，他在电视剧里被称为“大特务”，而他则说自己是“军事参谋人员”，这也跟文强的履历完全吻合：文强在担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时候，确实是参谋人员，但是他在此之前，还当过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在去长沙之前，长时间都属于军统将军级特务。

文强是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这一点笔者多次写过，这里不需要再复述，文强在《口述自传》简述了他去湖南之前的履历：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

文强在《我在东北的特务活动》（发布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三十辑）一文中提到了几个大家可能都十分熟悉的名字，尤其是看过《渗透》的读者诸君，看了文强列出的东北行营督察处骨干名单，肯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原来‘陈老大’和‘于大姐’都是‘刘安国’的部下！”

据文强回忆，当年的军统东北办事处（后来改为东北区，区长就是《潜伏》中的吴敬中，其人原名吴景中，在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前，是军统东北区区长）和和东北督导室、东北行营督察处就是一套人马多个牌子，有的牌子还藏着不挂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秘密与公开分离原则：“行营督察处存在时期，系与东北办事处合并办公，并未另设机构，只是对外为公开名称作掩护而已。（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文强回忆文章）”

军统局在东北的领导机构前后用过两个不同的名称。第一阶段是从1946年3月1日到11月1日，对外称“东北行营督察处”，对内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办事处”；11月1日以后，东北行营督察处、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改组为第二处，归“国防部二厅”领导（在此期间，郑介民先后任二厅厅长、“国防部”次长）；军统东北办事处改组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直属于保密局局本部，二处在沈阳办公大楼。督导室仍在沈阳义光街四段46号原督察处楼内。

文强掌管东北特务系统期间，既是处长也是主任，还有史料说他也是东北区区长，不管怎么说，他那一套人马的设置和军衔是这样的：处长（称主任）一人（中将），副处长（副主任）一至二人（少将），秘书一人（上校），助理秘书一至二人（少校或中校），督察一人（上校），助理督察已至二人（军衔不定），军法官、人事科长、情报科长、电讯科长、总务科长个一人，军衔都是上校，会计科长一人（中校）。

当年的督察处（室）确有督察大队：“督察大队（又称警卫大队）设大队长一人（上校），队长三人(编为一、二、三中队，队长阶级为中、少校），队员共二百人，军士级及准尉级待遇，由陈旭东负责在东北临时招募介绍而来，多具有高小到初中的文化程度。”

看了上面的机构设置，读者诸君肯定会根据《渗透》中的角色对号入座，但是请不要着急，文强接下来的回忆，会让您在熟悉中感到更加好笑：主任（处长）文强，副主任（副处长）陈旭东、陈仙洲、王力，督察孙海，情报科科长袁士举、董承烈（前后分任），电讯科科长王允吉，总务科科长蒋膏生、王维善（前后分任），督察大队长刘惠民、文子瞻。

看到这里，可能大家已经找到了《渗透》中的陈明（陈旭东）、陈仙洲，也能看到许忠义、齐公子和顾雨菲的职务，但是还不完全相似，因为关键人物“于秀凝”还没出现呢。

在《特赦1959》中化身毒舌刘安国的文强并没有让我们失望：“军统局东北办事处的成立，在统一归划之下，首先是接收余秀豪、荆有章、陈旭东三部分最先进入东北的军统组织，余秀豪到哈尔滨不久，就牵扯到谋杀抗日联军高级将领李兆麟一案 。”

军统特务在哈尔滨暗杀抗日名将的故事，我们在《无名卫士》中好像看到过，原来那个幕后主使，居然就是《渗透》中的“于大姐”。

于秀凝和余秀豪一女一男，除了名字比较相似之外，似乎没有太多相似之处，这可能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吧？

有些史实在电视剧里是不能演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相关史料，来看看“刘安国”带着“陈明”、“于秀凝”、“督察大队长”在东北干了多少坏事，在这方面，文强倒是毫不讳言：“我在东北负特务责任的将近两年过程中（从1946年2月至1947年12月），军统（保密局）特务在东北境内对人民和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及其罪恶，是罄竹难书的。”

文强承认，他们在东北做的第一件坏事，就是1947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来华并到东北视察时，捏造反苏反共情报资料和证物，并诬蔑苏联帮助中共打内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争取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

文强等人在东北做的第二件坏事，就是镇压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东北大学爆发了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当时陈诚还没去东百）、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命令文强会同保安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以及其他军警宪特部门明暗双管齐下：“一方面由三青团分子进入东北大学实行挑拨离间的分化手段，同时又以他们作内线，暗中指出为首的学生领袖加以威胁和速捕隔离。我在这些破坏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中，曾亲自传达执行命令，派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沈忠毅率领大批特务爪牙，会同有关部门在东北大学进行侦察和搜捕，将为首的学生领袖速捕了五六人送交警备司令部继续侦审和囚禁。”

读者诸君肯定在文强的回忆文章中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但我们要说明一点：沈忠毅不是许忠义，文强是刘安国，但却绝不是李维恭。

文强等人在东北做的第三件坏事，就是大肆抓捕反战爱国人士，文强能记得名字的，是他们居然远赴天津逮捕了刘甲樱（女性）及其同伴两人，还大动干戈葫芦岛派兵舰去青岛抓捕了刘甲樱的父亲刘承烈，这些被捕的仁人志士，都被押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军法处监禁。

他们做的第四件坏事，就是以金钱美女高官厚禄为诱饵进行策反，据文强自己回忆，当时林部有好几个团级干部被他们拉了过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四平街战役时叛逃的、壹零壹身边的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

文强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们在东北至少干了九件坏事，但是笔者看来看去，还是这四件比较突出，至于其他的，有些是为蒋军提供技术支持，有的是侦查境外，或者是“分内之事”，或者是与我们无关，还有一件事读者诸君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文强将其列为第一和第五：“应东北交通运输总局局长陈延炯的请求，派武装特务由张树勋率领强迫接收沈阳铁路总局铁路宾馆，将苏联人撵走，并没收其电台；遣送日本侨俘等问题，熊式辉、杜聿明节外生枝，故意为难。”

文强是以认罪的态度写的文章，所以他必须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至于读者诸君如何评判，那就不是笔者能说、敢说的了。

文强和陈旭东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文强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陈旭东去了哪里，笔者没查到相关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没有在沈阳解放前中枪身亡。

电视剧中有这么多历史，文强说自己后来跟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姚伦一起“拍过电影”，指的就是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决战之后》。

我们在曾经的中将特务文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陈明、于秀凝等人模糊的身影，最后的问题也就可以留给读者诸君了：据您所知，“刘安国”领着“陈明”和“于秀凝”，在东北还做了什么？对文强承认的九件坏事，您又如何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