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创立的初期，裴周玉任职于23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在担任兵团干部的几年后，他的职位被调整为军政委，而他的正式任命书却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后才被补发，这显然体现了当时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裴周玉的战争生涯并不算复杂，1930年他如愿入伍，开始在作战部队中奋战。他从一个普通的战士，逐步晋升为班长，再到排长，表现出过人的能力。然而，一次战斗中的负伤让他暂时离开了前线，前往后方进行恢复，到1932年，他病愈后被重新安排从事警卫工作，开启了他战斗生涯的另一段旅程。

由于个人条件出众，裴周玉自小习练武术，精通拳术、刀枪剑棍等多种技艺。在土地革命时期，他的主要职责是防止敌特的渗透和破坏，并利用从警卫连长转任青年干事的机会，获得了更好的隐蔽身份，以此深入部队发展保卫工作人员，壮大了抵抗力量。

随着保卫局的成立，裴周玉被调至侦察部，负责对抗苏区的奸细与特务。他的工作不仅关系到机关的安全，也对社会治安起到了重要的维护作用，显示出他在战斗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果断执行任务的能力。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被调至120师继续从事保卫工作，担任旅锄奸部科长与师锄奸部部长，依旧在与日寇、汉奸以及特务间谍的斗争中奋勇向前。战争的多变性质让他的工作充满了挑战，但他始终迎难而上，坚守职责。

抗战后期，他涉足公安工作，主要负责军地两方面的职责。1944年至1948年间，他一直活跃在公安战线，致力于国内治安的维护与部队的管理。

1948年8月，西北野战军第8纵成立，他被调任至野战部队，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更名为第8军，继续 干任政治部主任，代理军政委的职位。虽然在政治工作上经验不足，但他在过去的历练中仍积累了不少思想工作经验，增强了他在岗位上的执行力。

随着西北战场形势的变化，第8军被撤销，随后与蒙绥军区合并。在1949年，绥远董其武部的和平起义，促成了绥远军区的成立，他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绥远军区属于兵团级别，其内部的职能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当时，绥远作为一个省份，其军区领导通常由兵团机关兼任。如第7兵团兼任浙江军区，第10兵团兼任福建军区，第5兵团兼任贵州军区，以及第19兵团兼任陕西军区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军事管理体制。

继绥远的和平起义后，部队进入了改编和整顿的阶段。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上级决定将起义部队重新组建为23兵团，这作为一支第二线兵团，董其武担任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姚喆担任副司令，而裴周玉则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

作为二线兵团的职责，在23兵团开赴前线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基础设施，如机场和公路等，为前方的作战提供保障。

1953年，上级决定取消23兵团的编制，缩编为69军，董其武成为军长，而裴周玉则担任政委。然而，在1952年的全军评级中，董其武被评为正兵团级，而裴周玉则评为正军级，虽然他过去也算是兵团干部，但这一差异引发了关注。

裴周玉的资历不可小觑，自1930年参军以来，经历了16年的保卫工作。他的战斗成绩尽管主要是在后方，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担任过团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军政治部的负责人，被视为副军级的干部。

在绥远军区成立后，他因以往的战绩和职务被提拔，因此被评定为正军级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评级不仅取决于职务的高低，更是战功与成绩的综合考量，其背景也反映了当时军队对于干部的选拔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