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山西一名画家在运城市中心街边树洞上作画，一天后被城管责令涂掉，引发网民关注。当事画家称，在街边树洞作画的初衷源自大同，因为给树洞小小的美化正好填补了树的缺陷。运城市城管综合执法队工作人员则回应称，“私人不可以在街上乱涂乱画，影响市容”。保障个人表达与维护公共秩序的选择，再一次借助个案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在法治的框架内寻找平衡，应成为破解此题的关键。然而，知易行难，难就难在平衡的尺度应当如何把握？ 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在于，任何个人表达都非绝对自由。法治的要义，不仅在于保障权利，也在于厘清边界、界定责任。当个人表达可能触及公共利益时，便需接受必要的约束与规范。

事实上，任何一个遵循法治的城市，都不会允许在城市公共设施上无度地自由涂鸦，将街头艺术引导至相对集中、适宜的区域进行展示，正是许多城市探索出的有效路径。厦门的芙蓉隧道、重庆的黄桷坪街区、墨尔本的霍西尔巷，都是知名的涂鸦街区。这些相对集中的城市涂鸦地，不仅成为艺术家们抒发情感的窗口，更升格为吸引众多游客的城市文化名片。

另一方面，街头艺术若缺乏引导，也可能演变为视觉污染。城市管理者肩负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市容整洁的职责，其管理行为本身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运城综合执法人员强调“私人不可以在街上乱涂乱画”，其维护法规权威的初衷可以理解。

城市是人的聚合，是创意的花园，也是思想的熔炉。街头巷尾的涂鸦、广场公园的表演、树洞画布的彩绘，都是城市生命力的脉动。这些看似微小的表达，实则是市民情感与创意的自然流露，是城市文化多样性的生动注脚。对树洞画的出现，城市治理不能只看到“乱涂乱画”的表象，而忽视艺术创作背后的善意与公共价值。机械执法最简单易行，也最容易扼杀城市公共空间中自发生成的在地文化与诗意表达。

透过树洞画事件，城市执法应检讨的是，面对绘者的创造热情，现有的城市治理手段和方式方法是否足够精细？未经批准就强制一抹了之，是否陷入了机械执法的窠臼？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要求执法从“简单禁止”向“精细疏导”转型。当树洞画被视为“影响市容”时，不妨多倾听市民意见，或许这些作品正是提升城市美学的良方？当要求绘者“申请报备”时，执法部门是否已为其提供了便捷的申报通道？

法治的平衡艺术，在于为多元诉求搭建对话平台。城市治理不是管理者的“独角戏”，而是市民参与的“交响乐”。在树洞画事件中，画家希望美化城市，城管旨在维护秩序，二者目标本无根本冲突。差异在于实现路径的选择。法治思维要求城市治理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商机制。譬如，可探索建立公共艺术评审制度，由专业人士、市民代表、管理部门共同评估街头艺术的价值与影响；或设立特定区域作为“艺术实验区”，为创作者提供合法表达空间。

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更体现在主动服务意识中。当画家以树洞为画布时，在作出禁止决定之前，执法者不妨先思考，应如何将这种热情转化为城市美化的助力。与其事后责令清除，不如借助这一个案完善事前指引。如迅速建立便捷的公共艺术申报平台，制定清晰的创作规范，明确允许创作的区域和题材范围——这些制度供给，远比一纸禁令或一句冰冷的“影响市容”更能体现治理的温度。

城市之美，既体现在整洁有序的“面子”，更彰显于包容活力的“里子”。在表达与秩序的天平上，法治是精准的标尺。它既非对个人表达的放任，亦非对公共空间的僵化管理，而是在尊重多元诉求的基础上，寻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一座文明之城，理应活力与秩序共生，法治与人文关怀并蓄。唯有如此，城市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城市”，在每一个树洞、每一面墙壁、每一寸土地上，绽放出治理现代化之花。□王顾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