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北洋水师被彻底打败的第二年，中国海军悄然展开了一次秘密反击。令人震惊的并非清朝政权的失败是多么的沉重，而是它在惨败之后竟然还能振作起来，并且在隐秘的筹备中成功地重建了一支新的海军力量。

李鸿章在马关签订屈辱条约时，跪地低头，北洋水师的舰队已经几乎全军覆没，海军的存在似乎成为了一个空洞的谈话主题，连海军的墓碑都未曾立起，便被冠上了“民族耻辱”四个字。曾经被誉为“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败得没有一丝反抗的余地。问题并不在于舰船数量不足，而是即使拥有舰船，这些舰船也无法投入战斗。

北洋水师在建立初期确实风光无限，拥有由英国制造的“定远”号和“镇远”号铁甲舰，这些舰船每艘的吨位超过7000吨，火力足以压制当时的俄国和日本海军。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船只一旦驶出黄海，便成了摆设。指挥体系极为混乱，舰长们不听从总督命令，总督又缺乏对军事战略的了解；补给线经常中断，军舰用弹耗尽，炮火连续发射几轮就会沉寂下来。真正的灾难，来自于朝廷内部的软弱无能。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朝廷居然下令北洋水师“不得越界挑衅”，即使日军越界，他们也要“以交涉为主”。

北洋水师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缺少舰船，而是缺乏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1894年9月，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决定主动迎战，但最终全线崩溃。“定远”号被重创，“致远”和“经远”号被击沉，邓世昌和他的战舰一同沉入海底。在短短五小时内，曾经积累的力量完全被摧毁。李鸿章的颜面尽失，定远号铁甲舰的铁壳尚未冷却，便有提议：“废除海军，免得继续浪费国家财富。”

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直接废除了北洋海军的编制。舰船不再修理，海军将士被调往陆军，海军学校也被关闭，曾在英德留学的学生被召回并改为文职。全国仅剩下几艘巡江的小艇，偶尔进行升旗敬礼等形式化的仪式，若真正面临战斗，甚至连自保都难以做到。朝廷中没有人再敢提海军，甚至在奏折中都不敢再出现“水师”两个字。北洋水师的消亡标志着中国海军的彻底丧失，剩下的只是沉默。

然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几年后，海军竟悄然复苏。复建并非公开进行，而是在南洋地区秘密展开重新训练。这一次的主导者不再是李鸿章，而是张之洞和刘冠雄。

张之洞虽然并非海军出身，但他深知：“没有海军，国家不仅会遭受屈辱，甚至连生存的命运都无法保障。”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撤出中国，尽管西北地区依然动荡不安，但东南地区得到了暂时的恢复稳定。张之洞趁机调拨湖北的资源，开始设厂修建军舰。表面上，官方宣称这些举措是为了防御倭寇和镇压匪寇，但张之洞背后的真正意图则是另有深意。南洋水师开始逐步恢复训练，尽管舰船不足，只能用木质训练艇替代，炮弹也缺乏，只能回收旧炮进行改造装备。

刘冠雄，曾是北洋水师的军官，在黄海海战时未能参战，后来被调往南京。尽管他在多年里被边缘化，但始终保留着完整的海军文献和资料。他开始召集一些北洋水师的残部、福州船政、江南制造局的骨干力量，集中在南京，目标明确：让南洋水师恢复战斗能力。

第一批复训舰船包括“海龙”和“飞鹰”号，尽管它们的吨位不足千吨，舰船老旧，但它们依然能够航行并投入战斗。南洋水师开始进行夜间航行和实弹射击训练，训练强度甚至超过北洋海军的两倍。由于清朝政府几乎没有提供财政支持，重建工作完全依赖地方筹集资金。刘冠雄在信中写道：“不能依赖朝廷，海防的紧迫性需要我们自救。”

1905年，日本战胜俄罗斯，震动了整个中国。朝廷派遣了几十名学生前往日本观摩海战，但刘冠雄坚决拒绝了：“我们要学习的是战术，而不是奴性。”这一年，江南制造局在极简陋的条件下修复了两艘清朝末期的残舰，使其成功复航，虽然船体老旧，但动力系统已完全本地化，修复工作完全由本地完成。

海军的重建并非是清朝政府安排的复兴计划，而是几位不甘心的人的坚持和努力。1906年，南洋水师首次整编，舰队以“海龙”号为先锋，接着是“飞鹰”“福安”“建威”等舰船，组成了江南防线。

尽管外界几乎不了解这支舰队，但在刘冠雄的眼中，未来的挑战不仅仅在于黄海和南海，甚至可能波及到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