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政治人才的核心机制，为中国的教育、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强化了中央集权，帮助皇帝巩固统治，还为贫寒家庭的子弟提供了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一制度的分支——武举方面，它最初是为了选拔军事人才，但后来却逐渐变成了一个选拔壮汉的形式化过程。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经过多次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延续近千年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教育和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改变了文化的格局。科举制度拓宽了选拔官员的途径，吸引了大量社会中下层的有识之士，打破了固守阶级的壁垒，为底层人民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唐朝时期，武则天为了培养和壮大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首次创立了武举制度。根据《新唐书·选举制》的记载，武举的设立包括了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多项考核项目，强调个人的武力，但并不关注谋略和智慧。这一时期的武举主要面向军队和一些练武之人，为这些不擅长文辞的士子提供了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机会。由此，科举的选拔不仅限于文科，武科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

然而，唐朝的武举制度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很快便被废除。宋朝初期，由于朝廷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武举再次被搁置。直到宋仁宗时期，武举才得以恢复，但首位武举状元直到宋神宗时期才出现，比中国第一个文举状元晚了整整五百年。南宋时期，尽管有若干次武举考试，但大多形式化，未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元朝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科举制度暂停了七十多年，武举作为科举的一部分自然也随之被废止。

武举的多次起伏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武力和武人的复杂态度。宋朝初年，时任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的马仁瑀曾向当时的科举主管大臣薛居正举荐亲友，希望在武举考试中获得照顾。然而，当马仁瑀发现薛居正并没有按照他的推荐名单进行考试安排时，他在庆贺宴会上当众谩骂薛居正。这一事件引起了朝中官员的广泛关注，言官纷纷弹劾马仁瑀，虽然由于他曾为大宋立下赫赫战功，赵匡胤未对他进行严惩，但这一事件无疑给当时的武人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可以说，正是武人的粗暴行为和武人势力的膨胀，促使赵匡胤出台了重文抑武的政策。

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往往与武力滥用和军事叛乱有关，因此，历代统治者普遍推行“以文治天下”的政策。即便是唐朝这样强盛的帝国，也未能逃脱因武夫当国而引发的内乱和分裂，如安史之乱、五镇叛唐等历史事件。赵匡胤显然意识到，强化文治、抑制武力，能有效保障皇权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随着宋代的进一步发展，武举的书面考试逐渐开始占据更大的比重，但这些武举考生在书面考试中的表现却并不出色。许多武举考生经常作弊、夹带兵书小抄，甚至连最基本的文字识别都有困难。由于历朝历代重文抑武的政策，武举者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十分尴尬，往往难以得到重用。随着明清时期政治腐化的加剧，武将体系多依赖世袭或门下提拔，造成了明显的派别之争，这与明末党争息息相关。

清朝相较之前的朝代更加重视武举选拔，特别是在满洲八旗子弟准备参加文科科举前，必须先中武举，才能继续参加文科考试。然而，尽管清朝在康熙时期进行了一项重要改革，首次允许文举和武举交替选择，企图让文武各得其所，然而由于文武之间长久的对立和制度的僵化，这一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实际上，从唐代到清代，文武全才的出现已经极为罕见，而真正能够在战场上获得显赫战功的人，少之又少。历史上，唯一被记载的几位名将，包括唐代的郭子仪、明代的戚继光以及明末清初的吴三桂，都在战场上表现卓越，但他们并非出自武举考试。

清朝时期的武举考试总共举办了五百多次，产生了282位武状元，然而其中大多数武状元并未进入军队的高级职务。军队的高级军官通常依靠实打实的军功或是从武将世家出身。由于武举考试的要求极为苛刻，能通过的人往往是从小就开始习武的家庭背景较好的子弟，而普通家庭很难承担长期的武术训练。习武不仅需要足够的兵器和粮食，还需要聘请师傅和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到了清末，国家内部腐败、外部压力增大，中国面临着外部列强的侵略和内部的割据，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发展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终于认识到冷兵器时代已经过去，火枪和火炮等现代武器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武器，过去通过武举选拔出来的“武才”已显得无足轻重。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最终在1901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武举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与传统军事选拔相关的考试。

自此，随着中国的教育体系逐渐向现代学堂转型，武举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武举的出现初衷是为了选拔和培养军事领导人才，但由于缺乏与实际需求相匹配的武学基础，武举制度从始至终都未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直到民国时期，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系统化的军事教育机构——黄埔军校，标志着中国军事教育的新时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