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这位来自军政背景的将领，以其在抗美援朝铁原阻击战中的杰出表现一举成名，之后便长期投身于军事管理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大运动时期，傅崇碧得到了提拔，出任卫戍区司令员，身负责任，统辖京畿地区。在周总理和叶帅的直接指导下，他的工作与各级领导干部密切相关，然而在执行任务时难免与部分领导产生意见不合，处理此类情况有时会变得相当棘手，甚至需要总理亲自出面进行协调。

1966年，叶帅特别找傅崇碧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提出卫戍区计划进行扩编，并考虑让他继续担任司令员。卫戍区作为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其地位和重要性是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这使得卫戍区与其他普通部队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原本，卫戍区的编制只有一个师和一个团，依据扩编计划的安排，势必将改编为四个师，每个师下设六个团，达到兵团级规模。

在大运动时期，卫戍区的主要任务便是确保首都的安全，尤其是保护一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其中不乏一些曾遭打压的老干部。尽管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卫戍区对这些老干部实施了“监护”，让他们的自由受到了一定限制，但这也是出于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保护。由此，在外界对卫戍区的理解上，滋生了误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实际上只是执行上级的部署与指示。

在那个时期，卫戍区的人事调整必须通过总政部逐级上报，最终由总理和叶帅批准。卫戍区内设有五位政委，其中第一政委为谢富治，第二政委为北京的第一书记，第三政委由黄作珍担任，随后还增补了两位政委，分别是刘绍文和刘福。提到第一政委谢富治，不得不提及他是傅崇碧的老上级，在大运动期间也逐渐崭露头角。

谢富治出生于政工领域，在解放战争期间与陈赓共事，合力成立了陈谢兵团，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正与刘邓和陈粟的部队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1949年，谢富治被任命为兵团政委，后来担任昆明军区政委及云南省委书记。1959年，他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到了1965年，他更是升任副总理，负责政法工作。1966年，谢富治又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逐步在党内的地位愈发巩固，而后他还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军区政委。

与之相比，傅崇碧显得参军较晚。当红的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之际，他仍在地方上开展工作，致力于发动群众，并曾担任地方部队的团政委。而谢富治则自鄂豫皖战区奔赴川陕，一直在战斗部队中任职过军政治部主任，因此两人的工作交集令他们相互熟悉。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谢富治的地位不断上升，身兼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及卫戍区第一政委等多个重要职务，傅崇碧与其的工作接触也愈加频繁。

在大运动时期，傅崇碧向谢富治提出了多项意见，双方在工作中时常出现分歧。例如，他建议将北京公安局与卫戍区保卫部进行合并，意图将公安局转变为卫戍区政治部的一个下属部门，但傅崇碧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地方与部队之间不能混为一谈，必须保持清晰的分界。尽管头顶是谢富治的权威，傅崇碧还是向总理请示，考虑到谢富治的职务及其对工作的领导责任。总理面对这种情况游刃有余，他意识到下级向上级提出的合理建议必须得到支持，而对上级的不合适意见也需要妥善处理。于是，总理决定将傅崇碧和谢富治两人一起带去毛主席那里汇报，最终的话语权仍让更高层次的领导进行决定，谢富治的意见因此遭到了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