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曾是春秋五霸之一，曾一度在强烈的外部压力中获得过不少胜利。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有战乱，内有矛盾，国家的根基逐渐摇摇欲坠，最终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国力大幅衰退。公元前409年，魏国的吴起发起对秦的进攻，成功夺取了秦国河西的临晋和元里之地。随后的第二年，秦国再度败退，失去了原本可得的河西土地，局势愈加恶化。

进入战国时期，秦国的内部问题愈加严重，最终沦为其他强国眼中的“西陲弱邦”，国力不敌周边的强敌。直到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决心通过改革来振兴国家。他下令广招贤能，无论是秦国的子民还是外邦之士，只要能为秦国的强大贡献力量，都可以获得官职和土地。这一政策为秦国带来了不少有才之人。

其中，公孙鞅便是一位志向远大的改革者。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早年便醉心于刑名之学，但由于在卫国与魏国均未得到重用，他最终选择投奔秦孝公。通过一次深谈后，秦孝公任命公孙鞅管理一片商地，商鞅也因此被称为商鞅。商鞅满怀信心，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然而，如何使百姓信任朝廷并愿意接受这些改变，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商鞅决定先从一个简单的举措入手。他命人在都城南门竖立起一根约7米高的木桩，并发布公告，凡能将木桩从南门搬到北门的人，将获得十镒黄金的奖励。起初，秦国百姓因对朝廷的不信任而犹豫不决。商鞅便加大了奖励，增加至五十镒黄金。终于，一名壮汉挺身而出，扛起木桩走向北门，商鞅也在众目睽睽下兑现了承诺，给了这位勇士五十镒黄金。百姓们既震惊又后悔，终于明白了朝廷确实言而有信。

公元前356年，商鞅的改革正式开始，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变法。改革的重点包括法律、农业生产以及爵位制度。商鞅鼓励农业生产，并对那些积极开垦荒地的百姓给予丰厚奖励，免除其赋税与劳役。而对商人则实施了严厉的限制和高额税收。同时，商鞅废除了原有的世卿世禄制，规定只有通过军功才可以获得爵位。世袭制下，贵族的后代不论是否有才，仍能继承爵位，导致社会上层阶级的懒散和军队士气低迷，社会缺乏真正的竞争与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秦国的军队不断遭受挫败，尤其是在对河西的争夺中。河西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成为了秦魏两国争夺的焦点。尽管秦魏两国不断爆发冲突，却未曾全面开战。直到魏国采用李悝的变法，并任命吴起为将领攻打河西，战争才愈发激烈。在仅仅两年内，双方展开了64场战斗，秦军由于士气低迷，多次败北，最终失去了黄河西岸五百多里土地。

在商鞅的改革中，军功授爵制度被引入，明确规定了士兵根据战功可以晋升爵位。每斩获敌人首级，便可以晋升一级爵位，并获得土地、房宅与仆人等丰富奖励。甚至一名士兵若能斩杀两个敌方首级，便可以为其被囚禁的父母赦免，妻子若为奴籍亦可转为平民。而军功卓越者的年薪可达450石米，并且享有600户的租税。如此诱人的奖励大大提高了百姓参军的积极性，也极大激励了军队士气。

随着商鞅的改革，秦国百姓纷纷投身耕作和参军，逐渐恢复了曾经的尚武之风。原本兵源不足的秦国，由于改革而兵员充足，每年都有大量的年轻男性参军。此时，许多其他国家的士族、农民和贫民也开始迁入秦国，寻求一席之地或是参与战争，为国家出力。至此，秦国的兵员超过了200万，其中壮年男子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秦国从中挑选出优秀的将领，白起、王翦、蒙恬等杰出人物相继崭露头角，成为后来的战争中著名的军事人物。

据史书记载，秦军的战斗力极为强大。当时丞相张仪形容秦军与敌军交战时的场景：敌方将士全副武装，而秦国士兵则一丝不挂，毫不畏惧地冲向敌阵，结果往往是秦军士兵左手提着敌方的首级，右手牵着俘虏。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载了秦国士兵的勇猛，他们在战场上常常会脱去铠甲，勇敢地向敌人冲锋。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的士兵均未佩戴头盔，展现了他们对战斗的极度热情与无畏。

在秦国的变法下，秦军迅速壮大，战斗力不断提升，最终从一个被周边诸侯轻视的“西陲弱邦”，发展成了让六国闻风丧胆的强大力量。通过军功授爵的政策，士兵们的战斗欲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国土扩展也比想象中的还要快。到公元前361年，秦国的疆域约为30万平方公里，随着改革的深入，秦国的领土迅速扩展，长平之战后甚至达到80万平方公里。

然而，土地的不足仍然是一个问题。秦国开始面临“如何分配土地”的挑战。1975年，湖北云梦县的秦墓中出土了超过1000枚竹简，这些竹简揭示了商鞅的军功授爵制中关于土地继承的规定。商鞅明确规定，军功获得的爵位可以由子孙继承，但继承时要降低两级。如果一个士兵的父亲获得了“大夫”爵位，子嗣继承时只能获得“簪袅”之爵。除此之外，一旦授予爵位的士兵去世，其土地会被收回，继承的部分土地也会被减产，从而保证国家能够不断奖励那些立下新功的士兵。商鞅这一系列措施确保了秦国在征战四方时，始终能够保持对土地的控制，避免重蹈世袭制的覆辙。